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成为支配一切的逻辑，但这一逻辑并不是不可超越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超越资本逻辑构成了其理论指向。这种超越的可能性既存在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中，也存在于资本逻辑所具有的生产逻辑的意义中。
就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来说，马克思不仅从商品交换层面进行了分析，而且从商品的生产结构层面进行了分析。商品二重性表明商品是一个矛盾性的存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才导致了货币的产生与发展，但货币并没有解决这一悖论，而只是将这一矛盾普遍化了。这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货币章”的一个重要主题。就生产结构层面来说，马克思认为根本矛盾在于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又通过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表现出来，从而既打开了通向未来的可能性空间，又形成了解放自身并从而解放历史的主体。可以说正是资本逻辑本身为我们超越资本逻辑创造了条件与可能性。
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论述虽然在当代受到了不少的质疑，但就其论述的逻辑与历史情境来说，我个人认为依然具有当代的借鉴意义。在马克思之后，资本逻辑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马克思分析的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那么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走向了组织化资本主义，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则走向了后组织化资本主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分析资本逻辑在后两个时代的具体形态。但这些变化并不影响我们对马克思资本逻辑思想的探讨，也不影响我们对马克思超越资本逻辑思想的分析。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逻辑的超越使生产逻辑的意义再次呈现出来，并在新的历史阶段获得了新的意义。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讨论到物质生产对人的发展与解放的意义，但需要看到的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物质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人们生活资料的匮乏问题。经过资本逻辑的中介，生产逻辑已不再是解决匮乏问题的辛勤劳作，生产本身更多体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这时生产逻辑就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一致起来，这正是生产逻辑的历史“本体论”意义。当生产逻辑的这一维度充分实现时，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也就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出来。这正是马克思面对未来社会的根本观点。
[1]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页。
[2] 按照我的理解，斯密关于分工的论述是一种循环论证。他认为个人不能生产出满足自己需要的全部产品，只能通过分工与交换才能做到这一点。但当他说人不能生产出满足自己需要的全部产品时，正是以已经存在的分工为前提的。
[3]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导论与第二章第四节。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5]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7] 法文版与德文版在这一标题上有差别。德文版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五章标题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法文版的标题不仅直接反映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更能直接反映生产使用价值的一般物质生产。
[8]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167页。
[9]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页。
[10]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