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回到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小逻辑》，以之作为分析的指引。从事物的质的规定来看，这种直接性的规定同时也是一个否定，即将某物与他物区别开来，某物也只在对他物的否定中才是自身（如果在哲学中人们将他物与某物都看作是质的规定性，这意味着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统治性的地位）。在这种否定中，某物与他物处于外在的关系中，比如小麦和金刚石，在质的规定性上它们之间就是一种外在的否定关系，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某物成为一个他物，他物又成为一个他物，物与物之间处于无限的递推关系中，比如小麦、金刚石、铁、金……黑格尔称这种无限性是坏的无限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恶的无限性，这时无限就变成了纯粹的否定。当人们认为无限应该是一种肯定时，这种“应该”的软弱性就体现出来了。在黑格尔的论述中，虽然某物与他物处于外在的关系中，但某物在这种关系中又扬弃自身的外在规定性回到自身，这就是某物的自为的存在状态。但在这种状态中，某物与他物的关系并没有摆脱外在的特征，只不过就其自身而言又回到了内在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就是“一”，他物就表现为与之对立的“多”中之一。某物与他物的外在否定关系变成了量的关系。这是对质的扬弃，或者说正是在这种“一”与“多”的外在的量的关系中，某物与他物才能建立联系。这是从质到量的过渡。
回到商品的规定性，上述的讨论有什么意义呢？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即是对质的规定性进行抽离之后所剩下的形式关系，如果拘泥于商品的质的规定性，交换是无法进行的。我们不能说小麦=绸缎，但我们可以说1夸脱小麦=X量绸缎。这时，我们就从质进入到量，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成为新的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内核，而物的有用性反而成为这种内核的载体，它在这个新的过程中分享着交换价值的理念。“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19]这正是马克思说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载体的原因。这也表明，使商品交换得以进行的媒介和纽带是作为量的关系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作为质的规定性的物的有用性。
当商品从质规定转向量时，我们才能说1夸脱小麦=X量绸缎。在这个等式中，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此，不论商品的自然存在的样式怎样，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定性质怎样，商品总以一定的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换时相互替代，当作等价物，因而尽管它们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物。”[20]“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21]这第三种东西是什么？如果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第三种东西，那么商品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
使用价值直接是生活资料。但是，这些生活资料本身又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的生命力消耗的结果，是对象化劳动。一切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都是同一个统一物的结晶。这个统一物即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的特定性质。[22]
当我们抽去商品中的使用价值时，这时商品也就不再表现为小麦、绸缎或别的有用物，其一切可感觉的属性都消失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那么体现在劳动产品中各种劳动的有用性也就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东西，这就是“抽象人类劳动”，也就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这种抽象的人类劳动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第一，“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无关”。第二，“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也就是个性不同的劳动的结果。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它们代表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也就是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23]这就是抽象一般的劳动。“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24]因此，商品从质到量的转变，也不是直接完成的。当我们说1夸脱小麦=X量绸缎时，两个物（商品）之间的量的关系并不是自明的，而是经过了中介，即抽象人类劳动这个中介。
物（商品）从质到量的转变，体现了物本身存在方式的转变。按照哲学的思考，事物的质本该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但在商品普遍化的社会，事物的质让位于事物的量，这恰恰是物（商品）本身存在方式的倒置。原来是本质的东西，现在变成了现象。这种倒置并不源于物本身的规定，而是根源于社会存在的历史性变迁，正是在这种变迁中，劳动被抽象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种抽象的人类劳动体现了人类劳动的一般形式，它使商品从质到量的转变成为可能。商品的普遍化与抽象劳动的普遍化是同一个过程。可以说，抽象的人类劳动构成了商品世界的基础。
从商品到抽象的一般劳动，马克思从市民社会生活的感性经验层面进入了本质层面，即现代社会存在在本质上是由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建构的，因此社会存在的本质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功能性建构。这种功能性的建构可以通过具体化的劳动形式体现或固定下来，即有用性的商品。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社会生活分解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感性直观层面的商品积聚，二是抽象的、看不见的劳动建构过程。由于这种劳动过程是看不见的，一旦固定下来，或者成为与具体材料相关的有用性劳动，或者成为幽灵化的存在。近代以来的哲学中关于本质与现象的区分，有其社会存在论上的根源。
如果说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人的生命力的对象化，那么这种抽象的一般劳动就是社会存在的本质规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讨论社会存在时曾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构成社会存在的本质。这两种关于社会存在的讨论是否表达了同一种含义？有过去的研究中，人们认为这种抽象的人类劳动，就是生产劳动的具体化，因而将这两种讨论看作具有同一种含义。我曾在第三章，区分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从这种区分出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存在论具有人类学的意义，而从商品的本质规定即抽象的一般劳动出发时，这种社会存在论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在其一般的意义上，它体现了人的生命力的对象化，当这种对象化的劳动构成社会存在的本质时，近代社会才从根本上确立了自己存在的根据，上帝才彻底从社会生活中被放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