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在直接层面表现为一个外在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如果商品仍然是物，那么对商品的考察能否按照对物的考察的方式展开呢？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从哲学总体思路的转变这个层面进行了一个较为宏观的讨论，现在我们希望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微观分析。如果把商品只是看成满足人的需要的物，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产生了，即从人的欲望与需要的视角来建构经济学，也只有在这种设定中，才能产生“经济人”的设定，或者产生从伦理道德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规范的设定。
斯密的《国富论》虽然是从劳动分工入手的，但分工的人类学基础或者说哲学基础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分工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但分工本身并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虽然人类的智慧能够预见分工产生的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交易。”[13]因为在这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斯密的论述中，并没有做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物交换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之间的区分，他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物交换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并以此作为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基础。因此，这种物物交换立刻与现代社会以契约为基础的交换形式联系在一起。比如在谈到乞丐要想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时，斯密说：“他的大部分临时需要和其他人一样，也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得到供给的。”[14]按照本章的讨论思路，一旦历史的内容被清除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就变成物直接满足需要的关系，这时人的欲望也就随之成为自然的预设。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斯密的经济学与其伦理学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虽然在理论起点上，斯密在经济学中是从自私出发的，而《道德情操论》则从同情心入手，但如果我们看到《道德情操论》整篇都是在讨论“合宜性”，即**的合宜性问题，那么这种合宜性与“经济人”的设定实际上是匹配的。从经济的视角来说，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又不致使一切都崩溃，这恰恰是合乎时宜的行为。这些从人与物的自然关系出发而来的讨论，与人相对应的对象是物，而不是商品，或者说关注的只是商品的有用性，而不是其他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