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32]在1867年8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又说：“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33]对于马克思的这一指认，传统的研究不能不说很关注，但主要还是停留在如何理解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这个层面，没有理解这个表述的哲学意义。实际上，如果将《资本论》看作是生产逻辑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的确无法理解劳动二重性的社会历史意义。
马克思从商品进展到劳动，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现象界进入本质界；从商品的二重性到劳动的二重性，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双重逻辑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进入资本逻辑，虽然此时的资本逻辑还隐而不现，但它时刻在发生着作用。商品的二重性，最终表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支配使用价值，劳动的二重性最终表现抽象劳动支配具体劳动，这表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上，资本逻辑支配了生产逻辑，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质规定。当我们停留于生产逻辑时，商品的使用价值才是社会生产的目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有用性被价值所取代，交换价值才是生产的目的。因此，价值不是具体的“物”，也不能简化为“物”。把价值理解为物，在斯密、李嘉图那里仍然存在。在1868年1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34]因为只是单纯的分析劳动，就易将劳动还原为具体劳动，在这种视野中，商品就会被还原为物。到这个层面时，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的需要的设定也就顺理成章了。
通过对劳动二重性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商品从质到量的转变中，存在着一个抽象的形式化过程，这种形式化构成了质到量的中介，这种形式化就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及其普遍化，这种普遍化成为商品存在以及商品交换关系的根据。这样，商品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交换价值间的数量关系，其次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抽象劳动关系，商品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形式化的世界，在这个形式化的世界中，物的有用性这一“质”的规定，只是商品世界的一个借口，一种多余的存在。商品交换的过程，就意味着进入形式化的世界中，不管是商品持有者还是购买者，都成为形式化世界的表演者。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是一种形式化的存在。这个形式化的社会存在如何展开，根据马克思后来的讨论，实际上表现为一个结构化的过程。
商品的形式化在两个层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一是直接推动了货币的产生；二是在社会行动层面催生与建构出拜物教实践和拜物教思想。这些过程的展开又内含于商品的本性之中，但对其展开环节的讨论，又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表明，对商品的分析，需要在哲学—经济学的层面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可以说，对《资本论》的研究，重要的是如何揭示其内在的哲学理念以及由这种理念出发所批判的现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这些主题需要一点点地展开。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2] 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1页。
[4] 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