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论的哲学》中，广松涉在讨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时这样写道：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虽说研究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这“商品的二因素”，但两者并非处于同等位置的考察对象。“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那么，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价值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认为“它直接是表现在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3]
广松涉的这个评说，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关于商品的讨论为文本基础。由于广松涉主要关注的是价值的社会形式，因此具有自然特性的使用价值并不是他要讨论的对象。在这样的研究视野中，广松涉虽然意识到当使用价值作为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是表现在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这一重要思想，但他并没对这一问题做任何进一步的讨论。他提及使用价值，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价值和交换价值，一旦进入交换价值的哲学探讨后，使用价值也就被放弃了。
实际上，这种对使用价值的放弃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并不罕见。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就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中，忽视使用价值并把它置于‘商品知识’的范围中已成为传统。”[4]他以希法亭与斯威齐为例加以佐证。
希法亭在与庞巴维克的论战中，针对庞巴维克的效用价值论，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而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看待这个统一体，作为自然的物，它是自然科学的对象，作为社会的物，它是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的对象是商品的社会方面，在这个范围内，它是社会的内在联系的象征；另一方面，商品的自然方面，它的使用价值，在经济学领域之外。”希法亭的这个表述，与我们上文引用的马克思本人的表述似乎一致。后来者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重复了这一结论：“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之外，理由是，它并不直接体现一种社会关系。他坚持一个严格的要求，即经济学范畴必须是社会范畴，也就是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看出这一点同现代经济理论的态度针锋相对，是有其重要的意义的。”[5]斯威齐强调这一点，是想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对立起来，尤其是与效用论的观点对立起来，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学中，使用价值或效用“居于中心地位”。
希法亭的另一个意思则更加明确，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受到了交换价值的束缚，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当使用价值作为社会的自觉的目的时……在社会主义社会它会变成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觉的管理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的目的，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6]这样，使用价值成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这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实际上，这两个结论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把使用价值置于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之外，那么当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废除商品、废除资本的社会时，受到交换价值束缚的使用价值，理所当然地随之获得了解放的意义。
对使用价值的忽视加重了这样一种印象：商品的有用性与交换价值无关，因此，使用价值并没有陷入到交换价值的同质化逻辑中。马克思将使用价值看作有用性，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物，使用价值并不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体现了人与物之间的原初需要的满足关系。不仅在政治经济学中无须对此多加追问，其哲学意义更是无须探讨了。
鲍德里亚的批评正是针对上述的理解展开的，并将这一理解的根源指向马克思。在他看来，马克思在使用价值的看法上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马克思指出商品存在着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鲍德里亚由此指出：“由于将要进行经济的交换与交换价值，所以有用性原则成为物或产品的现实原则是非常必要的。”[7]这就将具体的有用性上升为抽象的一般有用性。第二，由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等价的逻辑已经进入到有用性之中，一般有用性就是这种等价逻辑的体现，这与马克思将使用价值视为不可比较的特性的看法完全相反。第三，使用价值涉及物的一般形式，它的一般等价物就是有用性。“每一个物都被纳入到普遍的抽象的等价符码之中，这一符码是物的理性、物的法则、物的意义……物的功能性使其成为符码。这种符码奠基于物满足于其（有用的）目的的基础之上，让所有真实的或者潜在的物都归属于它，而不考虑任何其他要素。”第四，把使用价值看作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物的有用性，这是一种人类学的幻象。“在人类学幻象中，它仅仅关注于人类的需要与物所包含的能够满足需要的有用的特质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反，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8]在这种人类学幻象中，主体被设定为有需要的人，客体被设定为满足主体需要的物，而在现实中，主体并不是作为需要的满足者而存在，主体的需要是经济活动中的抽象的消费力。这种被设定的个体只是经济学反思中的个体，同样，与之相应的物及其有用性，实际上也是被经济学反思设定的使用价值。由于商品交换过程与物的使用价值看似毫无关系，这种被设定的有用性也随之为人所忽略。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不能对使用价值本身展开批判，其整个论述也就没有真正触及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设定，即主体及其需要满足的设定。这才是支撑着政治经济学行而上学的基础，它保证着政治经济学的合法性。
鲍德里亚的批评，进一步展现了传统研究中忽视使用价值的理论后果，即一种理论无意识层面的意识形态结构。这种无意识结构在斯密关于需要的设定中就已经存在，并一直支配着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这个批评也再次表明，对于使用价值需要重新加以思考，以确定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理论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