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尽管已经出现了商品，但人们关注的是“物”，而不是商品的价值。但当商品交换普遍化之后，原初的物物交换被瓦解了，当交换价值成为交换的目的时，这时“物”的物性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物在交换中的价值，这正是“物”向“商品”的转变。因此，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我们遭遇的对象是“物”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遭遇的是“商品”，或者说是作为商品的物（商品—物）。在《资本论》第三卷讨论“商人资本”时，马克思结合商业资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指出：“产品进入商业、通过商人之手的规模，取决于生产方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时，即在产品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时，这个规模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商业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11]也只有在商品交换普遍化的时代，从商品开始进行哲学思考，才有意义。本章在讨论商品时，都是在这个语境上展开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澄清传统研究中的一个误解，那就是似乎只要讨论商品，就是讨论经济学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正是传统哲学造成的影响。如果我们上面的论述在逻辑上是正确的，那么对商品的分析才是哲学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即使在商品经济还没有取得全面统治的古希腊时代，这种商品交换中的奥秘也往往成为哲学家论述问题的参照。赫拉克利特不再从发生学上来讨论世界的起源问题，而是直指世界存在的本质，即“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火”。“一切转为火，火又转为一切，有如黄金换成货物，货物又换成黄金。”[12]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货物交换对“物”性探讨的无形影响。但这个时代，货币还是一个具象，是一个“物”的存在，当我们拘泥于这种物的存在时，我们就可以将之上升为“物”的抽象本性，因为任何具体的物都是以这种“物”为参照的。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交换的结果而关注交换本身，那么柏拉图的命题就可以出现，即具体存在物是对理念的分享，因为在交换过程中，具体的物都以理念化的“货币”为中介，或者说都统摄于货币的理念之中（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讨论城邦的正义时，这里的城邦已经建立在以分工为前提的商品交换基础上）。在近代，特别是当重商主义流行的时候，上述的观点就会再次变形地表现出来，这正是传统唯物主义对物性思考时的历史语境。这种思考还并没有切入近代以来“物”的社会存在的方式中，因为这种“物”是脱离了商品交换过程的结果，变成了孤立的个体。这也表明虽然在近代以来，商品交换是注定要全面化的，一切都会被卷入这个过程中，但在当时甚至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过程还主要局限于大中型城市。可以说，这时对“物”的思考还是现象意义上的。当我们将“物”的商品规定性清除掉而讨论纯粹的“物”时，哲学也就清除了本该属于“物”的历史规定性，这时的“物”就成为超越于历史时空的摆在面前的对象，与之相应的人就成为超越于历史时空的抽象的“人”。当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思想家们关注的也就是从人的自然本性而来的契约关系。
从这一视角来看，近代以来的经验论与唯理论，都是将“物”或“理性”的社会历史内容清除之后进行的哲学沉思，这种沉思不管带有多么思辨的性质，在根本上来说都是直观的、直觉的，而且也只有在直观或直觉中，这种思考才是最合乎上述规定的。哲学也只有在这种无历史深度的思考中，才能成为超历史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当商品生产与交换普遍化时，没有超历史的、纯粹抽象的物，也没有超历史的、纯粹理性的主体，存在的只是商品生产与交换中的人与物，这时的人既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口，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这时的物就是商品。更为重要的是，处于生产中的人特别是工人，本身也变成了商品。资本家呢？按照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与工人相联系并处于对立面的资本家同样也没有摆脱商品的规定性。这意味着，人与物、主体与客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只是商品的现象，都受到商品特性的规制。因此，是商品而不是物，应该成为哲学的审视对象。哲学的批判不再拘泥于主体、物的探讨，而是对商品的批判，这一批判要进行下去，哲学就会成为一种面对社会历史的批判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