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等人关于分工的论述，对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讨论分工问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斯密的老师弗格森看来，分工源自于生存的需要，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人类的社会制度和每一种动物的社会制度一样，都受到大自然的启发，是本性的产物”。[5]分工的发展使产品的质量更好，数量更多。这些观点重现了柏拉图的思想。但相对于古希腊思想家关注的分工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站在现代社会入口处的弗格森则转向了分工与利润的联系。“制造商发现如果工人分工越细，个件上雇的工人越多，花销就越少，获利就越多。消费者同样也要求每一种商品的做工会比那些雇来要一心多用的工人生产的商品完美。商品的进步只不过是手工艺术的继续分工。”[6]弗格森看到了分工的发展对利润的影响，“艺术和专业分工之后，财源大开”。因此，分工不仅关乎使用价值，更关乎产品的价值。在关注分工能够推进财富的同时，弗格森对分工造成的负面效果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他看来，分工的负面效应在于：第一，分工使人的技能走向片面化，在使人专业于某一职业和技能时，也会造成人对社会总体存在的无知。“许多手工艺术根本不需要能力。在情感和理智完全受到压制时，手工艺术会取得最大成效。无知不仅是迷信之母，也是勤劳之母。思考和想象容易出错。但举手投足之习惯可免受两者之患。同样，制造业最繁荣昌盛地方的人们最不注重思考，而且不花气力去想象，只是把车间看成是一台由人做零部件的发动机。”[7]第二，分工的发展会形成新的等级制度。在弗格森看来，虽然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但是随着分工的发展，由于一些工作可以自由发挥，另一些工作则机械呆板，这会左右人类的尊卑观，形成不同的等级和等级观念，甚至会剥夺一些人的智力和独立发展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