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的讨论中，讨论分工与人的类本质活动的表现与异化，其基础是对劳动的理解。如果从细节来看，马克思第三手稿有关分工部分所讨论的“劳动”与第一手稿“异化劳动”中的“劳动”在含义上有一定变化。在“异化劳动”部分，“劳动”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在关于分工的讨论中，“劳动”则直接表现为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即“异化劳动”。这种变化，在我看来，可能是受到了麦克库洛赫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麦克库洛赫一方面继续了霍布斯、洛克、斯密的思路，继续强调劳动是财富的本质，并非常明确地在价值层面来理解财富，在另一方面，他在讨论财富的生产时，认为关键在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他从四个方面来讨论增进劳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即财产的安全、个人之间的职业分工、资本的积累与运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工或商品及货币等，财产的安全即财产所有权被放在第一位。财产所有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是劳动能力得以成功发挥作用所不可或缺的。”[20]只有财产所有权才能真正地保证劳动所得的安全，这也是所有权的本质。马克思以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为纽带来讨论分工，形成了以劳动为基础批判话语，将之看成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异化。对分工的这些讨论，是建立在人的类本质的思想基础上的。
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来讨论分工不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立了以生产逻辑为内核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在这一框架中，马克思对分工的讨论展现出一种双重性：一方面他从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从劳动分工的发展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变迁，这就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社会分工，另一方面他着眼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分工，并将之与人的自主活动对立起来，从而形成了以分工为基础的批判话语。但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