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分工的理解，随着其哲学构架的转变而转变，从总体上来说，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来理解分工，关注的是直接劳动过程中的分工，对分工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私有制批判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分工的理解体现为两个不同层面：一是从社会分工出发来讨论历史的进程，将分工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将分工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话语[16]，在我看来，这是马克思从生产逻辑出发对分工的讨论。自1847年《哲学的贫困》开始，马克思对分工的理解才真正具有了“历史性”的视野，并意识到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劳动分工的区别，这种意识在《1861—1863年手稿》中得到了清晰的讨论，将自己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资本主义工厂内部的劳动分工，并在《资本论》中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可以说，这是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的重要转变。分工并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对分工的不同的理解，体现了马克思哲学逻辑的内在转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以及第一手稿关于“工资”的分析中，马克思对分工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从文献基础来看，马克思直接引用了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詹·穆勒、特拉西等人的著作（这里只引出了马克思当时阅读量中的部分经济学家），在理论基础上，马克思以人的类本质异化来审视分工以及上述政治经济学家的分工理论。马克思认为，分工是人的真正类活动的异化状态，“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17]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分工的话语，实际上是在异化范围内的关于劳动社会性的表达。在马克思看来，上述思想家关于分工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分工是财富生产的一个重要动力，分工给劳动以无限的能力。第二，分工同资本的积累相互制约。“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开放分工，而分工又增加资本的积累。”[18]第三，交换源自于人的本性，并推动着分工的发展。第四，分工使个人活动日益贫乏。但政治经济学家还没能清晰地表达出分工作为人的类活动的活动以及这种活动的异化形式的观念。当他们从人类的本性出发来说明分工和交换，并把私有制作为分工与交换的基础时，实际上在断言劳动是私有制的本质，并从特殊利益出发论证当下社会的合法性。从人的类本质活动、这种本质活动的异化及其扬弃来说，“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19]这是马克思对分工问题的历史定位及其扬弃方式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