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开始关注机器的哲学意蕴，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摘录的方式表达他对机器的定位，即机器对人的类本质的背离和压抑，以及机器成为资本家获得利润的重要工具。在第一手稿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讨论中，马克思在工资和利润栏下都摘录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机器的讨论。
在“工资”栏，马克思主要摘录了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关于机器的部分讨论。舒尔茨指出了机器的社会运用所导致的二律背反：（1）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民族在精神方面的发展，需要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的自由时间，机器的发展和应用会赢得这种时间，但在现实中，机器的运用却导致工人劳动时间的增加、自由时间的减少。（2）机器的应用，本该表现为工人使用机器，但在现实中，由于分工的发展以及机器的应用所形成的单调劳动，使人本身变成了机器的附件，甚至变成了机器，这体现出“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的根本对立。（3）本该为人类未来生活提供帮助的机器，在现实中却成为压迫和奴役工人，并使工人内部产生分裂的工具，导致工人处境日益恶化。[1]当机器日益取代工人的劳动时，既加剧了对工人的剥削，也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
在“利润”栏，马克思在讨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时指出，这种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变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他摘录了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即认为固定资本维持费的节约意味着纯利润的增长，而机器就属于固定资本。[2]另外，斯密也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大资本在积累时，更易带来固定资本的积累和简化，采用新的劳动工具的组织方法，形成竞争优势。斯密没有区分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马克思此时也没有这种区分，因此，这个摘录是为了说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利润的关系，主要重复了斯密的讨论。
马克思将工资、利润和地租并置起来讨论，主要是为了说明三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带有实证性的分析思路，在“异化劳动”部分，则成为劳动异化的经济学例证。由于马克思此时的理论焦点在于人的类本质及其现实异化，经济学本身还只是这种异化批判的“现实”材料，这注定了马克思此时虽然已经关注到机器，但这种关注并不是自觉的，只是余光所及，机器也只是作为说明人的类本质异化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