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中关于分工的章节加以比较，表面看来，两者在理论逻辑上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不同的地方在于《资本论》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理论更加系统化、逻辑化了。如果深入到两个文本的基本逻辑，我认为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前面的笔记中，马克思还没有真正区分劳动与劳动力，劳动本体论与资本逻辑共同构成了讨论的基础，在立论的根本上，此时的马克思是从劳动出发的：“劳动本身——劳动，而不是它的产品——的交换价值，由于生产方式本身，而不仅仅是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契约，成了工人必须出卖的唯一东西。劳动在实际上成了工人的唯一商品，而商品本身则成了支配生产的一般范畴。”[39]这种从劳动本身出发来批判性地讨论分工，从其自身的理论逻辑来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继续，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面强调，《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一个过渡性的文本的原因。
大家可能会问，从劳动出发来讨论分工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我们换个视角就可以看出这里的问题所在。李嘉图社会主义者霍吉斯金继续了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通俗政治经济学》中，当讨论到分工时，他基本上照抄麦克库洛赫关于斯密的讨论，而麦克库洛赫对斯密的分工理论，也基本上是全盘接受。作为社会主义者，霍吉斯金强调的是分工的积极意义，并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必须指出，这种做法的全部利益理所当然地集中于劳动者；它属于劳动者，它理应使劳动者更为悠闲或增添劳动者的财富。”[40]霍吉斯金也没有看到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从而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体现了人的自然本性，进而不言自明地认同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把劳动看作人的自然本性，这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劳动本体论的内核。而在《资本论》中，当马克思确认劳动力成为商品时，作为体现人的本性的劳动让位于能够被量化的劳动，后者是一种形式化的劳动，正是这种形式化的劳动才可以用工资来度量。[41]因此，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虽然在总体框架上，马克思已经转向了资本逻辑，但由于还没有自觉界划劳动与劳动力，他对分工问题的讨论还没有彻底置于这一新的逻辑中。
总之，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分工问题的重新讨论，我们更能看清他的思想转变过程，更能看清《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对所有问题的统摄性。相比于生产逻辑，资本逻辑是一次新的理论重构，它揭示的是资本的形式结构化特征。在这个结构化过程中，如果说追求剩余价值是其根本的内动力，那么以协作为起点的分工、以机器为躯体的现代工厂，则成为资本逻辑结构化的日常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因此，分工不仅是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环节，更是资本逻辑结构化和资本主义社会建构的重要环节。
[1]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5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5] ［英］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椿、王绍祥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页。
[6] ［英］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椿、王绍祥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3页。
[7] ［英］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椿、王绍祥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2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