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当机器、科学越来越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这不只是生产中的技术操作问题，也不简单地表现为生产过程中机器、科学与技术对工人的奴役问题，而是工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的重建问题，这种重建会直接影响到工人的心理结构及其思想观念，并逐渐沉淀为其行为习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曾以曼彻斯特市为例，来讨论大工业生产对工人生活方式的影响。他从城市空间的重新布局，即工业区、工人生活区、商业区、资本家的住宅区的区域区分开始，以精细的文字描绘了工人生活区在街道上的布局，工人居住空间的现状，工人衣着和生活资料的获得方式和质量水平，家庭生活的空间等方面，全面展现了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都市无产阶级从日常生活到日常行为以及伦理观念的变化。[33]因此，一台机器的发明与应用，如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与应用，不仅意味着技术操作上的进步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且会通过一系列的机器发明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应用等，推动着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的全面转型，正如马克思在评论尤尔的《工厂哲学》时所转述的：“‘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34]当这种生活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不断地再生产自身时，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也随着资本的再生产而生产出自身，或者说，正是科学与技术的再生产，才真正地推动着资本的再生产。可以说，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驱动着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资本的再生产又进一步推动着科学与技术的创造，并通过机器的发明与使用直接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基础。
在马克思关于机器与机器的应用、科学与科学的应用这一区分中，他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同样区分开来，但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强调的是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这时生产逻辑并不是作为独立的逻辑发生作用，而是在资本逻辑的框架下发生作用，或者说被整合到资本逻辑之中并通过资本逻辑来表现自己，这也意味着科学、技术等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资本逻辑结构化的有力中介，正是因为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形成、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逻辑结构化的方式。机器、技术与科学的自身存在方式已经与资本逻辑的存在方式合为一体，无法简单地分割开来。资本逻辑运行中所出现的问题，首先呈现为科学革命与技术革新上的问题，而每一次技术的革新，就会形成相应的行为规则、思想观念、管理准则，带来社会关系和日常交往形式的变化，因此，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推动资本逻辑迈向新的运行空间。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相应地改变了其中性的存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这种转变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还不是特别明显。马克思虽然看到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中带来的后果，但他还确信能够将机器与机器的应用、科学与科学的应用区分开来。但随着社会再生产的不断扩展，分工的日益精细化，科学与技术的再生产成为工人能够进入现代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由于科学、技术已经依附于资本逻辑，对科学与技术的认同，也就意味着对资本逻辑的认同，科学、技术的逻辑将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导逻辑。因此，马克思的上述区分在今天变得越来越模糊，能够控制技术的规则日益被技术本身的规则所改变，这时就会产生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的合理性进程，也才会有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关于技术的批判。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批判的再反思，虽然将生产力与交往活动以及相应的政治原则进行了平行化的理解，而不是将后者看作是前者的副产品，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同样看到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操控特性，看到了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意义。[35]这也表明，我们需要走出科学、技术、机器的中性观念，要从资本逻辑结构化的视角对它们的存在方式及其历史作用进行新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