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进一步表明，自由的主体只是资本逻辑的幻象，就像本雅明在讨论历史唯物主义时所说的，在历史中表现为主体的那个人，实际上是驼背老人操控的“木偶”。
当主体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时，主体就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一样，并与它们共同构建出一个物的世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资本逻辑中人与人关系的存在状态，也是拜物教意识的历史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出现，资本越来越成为吸收一切的“永动机”，搅动的旋涡越来越大，使一切人与物都被不断吸到这种独立化的生产结构中，人与人之间这种物化的关系越来越独立于生产的当事人，成为无法掌控的力量。这恐怕是“经济人”的设定者所不愿看到的结果。
第三，劳动本体论的失效。在关于生产逻辑与主体问题的讨论中，我已经指出，劳动构成了主体性的本体论依据，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但如果从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以人的主体性为取向的“劳动”概念，恰恰构成了这一思想史的基础。
劳动观念的凸显，是近代以来的重要事件。根据韦伯的讨论，劳动的天职观念构成了清教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人在现世中能够化解内在焦虑的唯一途径。在政治学中，这种世俗的劳动观念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在《政府论》中，洛克就提出，财产权的基础是劳动，人的劳动所得的东西才是他所有的东西。“劳动使它们同公共的东西有所区别，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的权利了。”[27]受洛克的影响，斯密在经济学中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从而肯定了主体是财富的根本内容。但在这里，劳动的地位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在洛克那里，劳动与自然共同构成了财产的内容，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变成了主体纯粹加工的对象。这也反映出，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进一步使人的主体性成为世界存在的依据。熟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黑格尔，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指出劳动与需要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正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形成了既尊重他人又承认自身的理性的自我意识。在黑格尔哲学中，如果说绝对观念构成了最终的依据的话，那么在作为绝对观念的外化的社会中，劳动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依据。劳动的过程，既是人陶冶自身，又是自我意识得以形成的过程，并最终会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这样一种劳动本体论，经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介，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最为深入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