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的理解，自1845年哲学变革之后，马克思形成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生产逻辑具有双重维度：一是实现了对社会结构的地形学分析，并以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解释社会历史变迁。在这一维度，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表现为一个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个体只是这个过程的载体。二是强调劳动的社会本体意义，以此作为主体性的本体论根据，这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在传统教科书的思路中，主体性的维度被经济决定论所遮蔽，实践唯物主义则将之张扬出来，从而改变了哲学面对社会历史的方式：历史不再是理性主体的外化物，而是主体寓于其中的境域，在生产劳动基础上，人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身，并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在已往研究中，人们通常认为，将这种生产逻辑推广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就可以得出《资本论》的结论。我曾经论证，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关注的是物质生产的要素及其组合方式，将它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最易得出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结论，即社会生产要想持续下去，就不能不要资本，因为资本是社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实质上，这一结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要否定的。如果从主体维度来看，这种带有历史哲学特性的普遍化模式，正如施密特所评论的：“更多的是一种激进的人道主义冲动，这种冲动为马克思乐意接受。并且是从实质性的研究中产生的，而不是从一种抽象理念的发展图式中产生的。”[20]
实际上，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意识到上述问题。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坚持生产逻辑这个一般历史图式的同时，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并以此作为反思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的重要维度，这意味着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不能简单地以生产逻辑作为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基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逻辑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性，反之，生产逻辑是由资本逻辑逆向推导出来的，他关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论述就是对此观念的明确表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立了资本逻辑，认为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具有统摄性，并以此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逻辑。当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时，这意味着主体、客体都被纳入资本逻辑中，成为资本增殖的要素，主体—客体的历史解释模式不再是《资本论》哲学的主导模式，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主体—客体的历史辩证法，已不能真正地展现《资本论》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