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如果我们撇开评达里蒙的第一部分，马克思随之讨论的就是现代市民社会中物的依赖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构成这一论述的前提，而资本逻辑则构成了这一论述的直接话语体系。
在进入市民社会的讨论之前，马克思评述了达里蒙银行改革的主要构想，即想在不废除现代劳动体系的情况下，通过发行劳动券而消除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体系的负面效应。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是：商品二重性和交换的普遍化，是货币得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基础，只要不废除现代劳动体系，劳动券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矛盾。这意味着达里蒙的银行改革方案是行不通的，他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现代交换体系及其根源。正是在这里，马克思进入对现代交换关系与前现代关系的比较论述，也就是进入到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
马克思一开始遵循着斯密与黑格尔的思路，从分工与交换出发来分析现代市民社会，从而揭示商品交换得以产生的条件和影响。交换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但那时的交换存在于氏族与部落的边缘，不具有普遍性。现代商品交换则是一种普遍化的关系，即一切都被纳入交换体系。这种交换体系的产生“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28]这正是斯密以人的本性来说明交换并以此论述分工的历史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