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论述，无疑有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他的哲学思辨也是将哲学与经济学融为一体的重要尝试。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的理论成果。黑格尔认为，当下的市民社会是以劳动与分工体系为基础的、以私人利益为指向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在发展人的能力、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扩展了社会关系的普遍联系，这对于巩固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但市民社会本身并不能实现个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以契约论为基础的传统理论也无法为市民社会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正是在这一反思的基础上，他才以国家理性来规制市民社会，以实现社会的理性发展。青年马克思在初遇黑格尔时，并没有理解黑格尔哲学的这一深层历史寓意，特别是由于青年马克思没有经历经济学的研究，无法将哲学思辨与对社会生活的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在1844年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才开始深入到黑格尔哲学的内在逻辑中，体会到黑格尔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寓意。比如在传统哲学中，人被看作是一种理性的动物，自由、平等被看作是人的理性的现实体现。这意味着，自由与平等的理性人是一种现成的存在。黑格尔认为：传统的理性实际上只是知性意义上的理性，而真正的理性是在劳动中生成的，是人的劳动的结果。如果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就不可能形成“自我意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理解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重要节点。“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3]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规定，这是对劳动的哲学人类学提升。人也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这种关系以劳动为纽带。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从总体构架上来说，这种异化理论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卢格的政治异化史观—赫斯的货币异化史观影响马克思的结果；但从这一理论的内核来说，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认同费尔巴哈，真正看重的反而是黑格尔的“劳动”哲学，而这种哲学理念正是对斯密以来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观念的哲学提炼，以便直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基础。在这一结构中，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来说，马克思已经超越了斯密等人，因为斯密的哲学基础并不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而是作为孤立存在的个人，这种个人正是黑格尔哲学所批判与超越的，黑格尔所讲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人与人关系建构中的自我意识，这是从个体向关系的逻辑转变，这是哲学基础的重要变更。在哲学基础层面，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实际上是在完成一种双重批判：一方面是以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批判黑格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是以黑格尔那深具历史感的哲学批判费尔巴哈，而且从这一手稿的最后思路来说，马克思更多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第三手稿中插入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就是对此的证明。[14]
也正是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在面对黑格尔的劳动理论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批评：“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向。”[15]这种消极的方面就是劳动的异化方面。马克思想说，黑格尔没有区分对象化与异化，而这种区分正是他此时要强调的。这种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被很多学者看作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地方。这恰恰是没有理解后来的马克思，也没有理解黑格尔。马克思此时的这一区分，更多带有理论乌托邦的色彩，而不是来自于对历史的哲学抽象。从历史生活层面来说，黑格尔所说的“劳动”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而这一劳动过程既是对象化过程，也是外化、异化过程，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章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这种对象化与异化的统一，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的真实写照。当商品交换普遍化时，生产商品的过程既是对象化过程，也是异化过程。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是对象化与异化的统一，这种统一并不是通过两者的区分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资本从其物质形态说，它就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生产）的那种积累的（已实现的）劳动（确切地说，对象化劳动）”。[16]但这种理解抽掉了资本存在的形式规定，即资本作为工人的异己力量的规定，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形成保留对象化、消除异化的结论，但这恰恰是一种理论上的错误。“要求保存雇佣劳动，同时又扬弃资本，这是自相矛盾和自相取消的要求。”[17]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劳动依然成为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确证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的重要概念。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身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绝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18]
在这个论证中，劳动与主体性的关联非常明显。劳动体现了主体的创造能力，只不过这种能力在当下的历史中被扭曲与颠倒了，或者说被异化了，但这一过程本身又为主体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因此，不再是对象化与异化的简单区分，而是从历史的进程中消除劳动过程中对象化与异化相同一的形式。在这个论证中，劳动理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基础。
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改变了这种劳动本体论的哲学论证，主体的解放过程也变得更为复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