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明，工业生产已经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工业劳动成为创造财富的一般性劳动。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不仅体现了思想逻辑的递进，而且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自我抽象性，即工业劳动统治一切，一切生产都按照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原则来展开。这时，“劳动”、“劳动一般”等抽象范畴，“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11]。可以说，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性。如果人的抽象的、一般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那么，支撑社会的根本在于人的劳动，社会存在的根本也在于人的劳动。劳动不再是低下的活动，劳动构成了人的本质，同样劳动也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质。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本质与劳动的关系，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论证，开始勾连起来。
关于劳动的这种哲学—人类学意义，黑格尔从理性发展的层面做了非常重要的论证。黑格尔把自我意识看作理性发展过程的重要节点。在自我意识之前，理性主要面对的是外部世界，主要关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自我意识之后，理性才进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介。这种自我意识是如何产生的？黑格尔从欲望的满足出发，论证了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规定。在他看来，与动物相比，人的欲望的满足具有延迟的特征。人们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面对同一欲望对象时，就易产生争执与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主人—奴隶的关系。主人因敢于冒生命的危险，成为主人；奴隶因害怕失去生命，成为主人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对于主人来说，他与自然的关系以他与奴隶的关系为中介。奴隶对主人怀有恐惧意识，必须承认主人的意识，并通过自己面对自然的劳作（黑格尔称为“陶冶”）来满足主人的要求。一开始，主人只承认自己的意识，不尊重甚至不承认奴隶的意识；奴隶则相反，只承认他人（即主人）的意识，看不到自身的意识的独立性。但在劳动过程中，奴隶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在承认主人意识的同时，也承认了自己的意识，他看到，如果自己不劳作，主人就无法生存下去。这时，奴隶的自我意识产生了，“正是在劳动里（虽说在劳动里似乎仅仅体现异己者的意向），奴隶通过自己再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才意识到他自己固有的意向”[12]。这种自我意识，既是对自身意识的承认，也是对他人意识的承认，这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正是在劳动过程中，人才能形成自己的自我意识，这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