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劳动的哲学人类学意义,还得先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谈起。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只有在劳动价值论之后,才能走上理论的前台。
劳动价值论的提出,与当时的人们对财富的观念的变化相关联。在货币主义者看来,财富是完全客观的东西,即人自身之外的物,也就是货币。这是近代以来最初的财富观念,《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代表。后来的重商主义与重工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即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但他们并不是从这种劳动本身的意义来理解财富,而是把这种特殊的劳动看作获得货币的途径,这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可以说,货币仍然是财富的根本规定。到了重农学派,不再把财富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把特定形式的劳动,即农业劳动看作财富的来源。在重农学派看来,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创造多于生产该产品时所消耗的价值,才能创造出比原来更多的物质产品,而工业生产只不过改变了物质的形态,因而并不具有生产性。重农学派的这一理论,反映了农业加工在法国的财富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表明,真正的现代工业生产还没有在法国展开。虽然在历史发展的时间段上,重农学派对应的法国还没有达到重视商业和航海的英国的水平,但当重农学派将农业劳动看作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时,马克思认为从理论抽象上来说,这是重要的逻辑进展。从剩余价值来源的探讨上来说,“重农学派不是说:劳动者是超过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进行劳动的,所以他创造的价值高于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换句话说,他付出的劳动大于他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劳动量。但是他们说:劳动者在生产时消费的使用价值的总和小于他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总和,因而剩下一个使用价值的余额。”[8]这是从具体的物质形式层面来说明剩余价值的起源,虽然理论上还没有摆脱直观唯物主义的特点,但这是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一步。
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以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开始在英国发展起来,并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正是看到了工业的这种历史地位和作用,斯密以工业劳动为原型,并将之抽象为一般劳动,作为现代劳动的典型形态。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只有在这种一般劳动层面,才能得到比较,以便相互交换,因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尺度。“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9]这是对工业劳动的抽象。对于斯密的这一抽象,马克思曾指出:
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也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