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劳动的对象化确证了人的主体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联系起来，将劳动的对象化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劳动成为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自由状态的本体论基础。这一思想在《大纲》中再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劳动工具，原材料被劳动所改变，被塑形。“劳动……从活动形式被固定为，被物化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劳动在改变对象时，也改变自己的形态，从活动变为存在。”[11]这个过程的终点是生产出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一方面，这种劳动与所有现实性的要素相分离，成为单纯的活劳动，这是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劳动的上述存在方式恰恰表明，劳动是一种人的主体性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因此，虽然劳动受到资本的控制，但“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资本（按其内容来说）对劳动的关系，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在劳动面前表现为被动的东西，资本的被动存在作为特殊实体同作为造成形活动的劳动发生关系——只能是劳动对它的对象性的关系，劳动对它的物质的关系”。正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赋予产品以价值，这正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
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体现了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在劳动过程中，物质对象或者作为原料，即“作为劳动的创造形式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单纯材料”，或者作为“主体活动用来把某个对象作为自己的传导体置于自己和对象之间的那种对象手段”[12]。主体通过物质对象，按照自己的目的改变外部世界，使之成为为我的存在，并将自身重新生产出来，这不仅是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更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为了进一步说明劳动的对象化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马克思再次引进了异化的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异化与对象化对立起来，强调通过对象化来扬弃异化。在《大纲》中，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对象化与异化是同一个过程，因为对象化的过程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也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在资本统治下，劳动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资本把“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的异己的力量”[13]。当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技术进步时，机器越来越成为劳动的主导力量，工人也就越来越作为孤立的活的个体依附于机器体系，从而越来越依附于资本。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简单地批判异化劳动不同，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这种异化是走向更高社会阶段的基础和条件。在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的统一过程中，资本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和奴役人的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也创造出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普遍有用性体系，“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关系本身的普遍占有”。[14]这就为劳动的社会化和科学化创造了条件。只有在这个新的维度上，劳动才可能“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15]因此，劳动确认了人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只有在消除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后，才可能真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