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市民社会的这种异己性，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与解决方案。在本书的语境中，马克思提到了三种：一是想回到前市民社会的生活状态。“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42]这是一种空洞的浪漫主义。二是看不到现代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可能性变化空间，以蛮干的方式来炸毁它，这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荒唐行为。三是蒲鲁东主义者的解决方式，把交换从整个社会体系中分离出来，以解决交换本身的难题，这同样是一种空想。在马克思看来，能够取代现代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社会性为前提的自由人联合体将成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不同于市民社会的新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形态。
全面发展的个人对应于市民社会中异己性存在的个人。在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分工体系使人从过去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并在劳动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和相互间的联系，这种能力和联系是在异己的、物化的意义上存在的，个人受到外在于自己的关系的制约，而这种关系又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时，人的生产与生活的关系都处于自己的控制之外。相反，全面发展的个人都摆脱了异己性存在的个人的特征。这种个人存在的前提是：其能力发展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一点正是由现代市民社会得以保证的。“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43]这种个人的主要特征在于：他们的社会关系不再表现为外在于他们自身的关系，而是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这种关系似乎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时代的人的关系相似，但两者有着根本的差别：在共同体中，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明显的人与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以作为特殊规定的个人为纽带而发生关系的，正是借助于现代货币关系，才能瓦解共同体中的个人依赖关系，才可能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性。在共同体中，个人是受他人限制的；在市民社会中，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在未来社会中，个人的关系受他本身控制。从生产行为来考察，在资产阶级社会，单个人的生产要想成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他必须以交换价值或货币为中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被设定为一般劳动。”而在未来社会中，当劳动转变为共同劳动时，劳动在交换以前就会被设定为一般劳动，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
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只是由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和这些交换价值的交换，才在事后成立。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参与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中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中介的。[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