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从交换的平等特性出发，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消灭货币的主张，希望从流通领域来解决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在勃雷看来，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在当前社会中是不公正的，所以要使一切交换对双方都有利，使他们利益平等。“倘使我们都依照一种公正的交换制度来做，那么一切商品的价值，将由全部生产成本来决定，而且应该常常是等值与等值交换。”[26]也就说，如果一个制帽的工人一天制一顶帽，做鞋的工人一天做一双鞋，假设两人所用的材料相同，那么两人的交换就是平等的、公正的。这也是劳动对劳动的交换。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勃雷认为：第一，要普及劳动，而不是像在当前社会那样，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第二，资本家之所以成为工人阶级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代表，是因为他们拥有货币，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发行货币，这造成工人阶级不仅要为自己生产，还要为他人生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蒲鲁东主义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银行发行的直接代表劳动量的小时券取代交换中流通的货币，达里蒙的国家银行计划就是这样设想出来的。当以小时券代替货币时，就可以消除市场上总是出现的价值与价格的差异，可以实现直接劳动与直接劳动的交换。马克思指出，这是在不取消资本关系的情况下，实现直接的物物交换，说到底就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物物交换开始从头再来一遍。这就既没有理解货币，也没有理解资本。
这里恰好也暴露了社会主义者的愚蠢（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愚蠢，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们论证说，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们论证说，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27]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想使商品生产永恒化但又想废除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的企图，就如同想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一样的荒唐，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为资本，这只是一种虔诚的愿望。
其实，从深层上来看，如果将资本只是理解为货币，那么对资本增殖的理解就只能这样表达出来：在交换过程中资本家将本该属于工人的部分拿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也是罗德戴尔在《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中所表达出来的。罗德戴尔说：“如果对资本利润的这种理解真正正确的话，那就会得出结论说：利润不是收入的原始源泉，而只是派生源泉，并且决不能把资本看作财富的源泉之一，因为资本带来的利润不过是收入从工人的口袋转到资本家的口袋而已。”[28]这也是勃雷问题的错误根源。这种理解的深层根据又是对利润的错误理解。在斯密看来，利润来自于工人超过工资部分的劳动，但他又从资本家投资的角度认为，如果资本家的投资不能产生利润，那就不可能有资本生产。对于斯密的这种看法，马克思指出，他将剩余价值与利润混淆起来了。从资本投资的角度来说明利润，对利润的说明就会求助于资本家的发财欲望，而这种说明本身，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为前提的。从发财欲望的角度来理解利润的来源，不平等的交换就成为关键的原因。从生产领域转向交换领域来理解利润，这是理论逻辑的退却，而这种退却又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所固有的。
如果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作一种超历史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关系性的背景上，剩下的就只是没有社会关系规定性的物与人，这构成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一般理论视野，也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社会主义者的视野。当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恒化时，才能产生社会契约论式的自由个人的想象，才能产生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当马克思的思想进入这个理论层面时，他才能真正地透视黑格尔，透视现代民主制和国家理念，才能透视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因此，人类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进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视野，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历史性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