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当资本的关系简化为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交换就成为一切社会的规定，而这种交换的产生就在于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利己心，人的需要也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得到满足。这不只是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学家的理论信念。斯密就认为，人类天生就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22]，他把这种倾向看成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分工与交换的作用下，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他人的劳动，依赖于交换的结果。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前面讨论的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因此，与资本的物化相一致的，就是人的抽象化，“经济人”就是这种抽象化的结果。而这种抽象的物与抽象的人，正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当交换变成一种超历史的社会特性时，才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论，这也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一开始就讨论的问题。
第三，从物的关系出发，根本无法理解资本的特性，特别是无法深入到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内在剥削关系。
政治经济学家一到着手分析劳动过程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资本”这个用语完全抛开，而去谈论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在产品作为材料、工具和工人的生活资料这种特性中所反映的只是它们作为物的条件同劳动的关系；劳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支配它们的活动。在这方面绝对没有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只有人类合乎目的的活动在再生产过程中同它自己的产品的关系。[23]
这时资本对劳动的关系消失了，资本天生就具有了产生利润的能力。这种认识直接影响到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者的思路。从这种思路中，会产生劳动的直接交换思想，这正是霍吉斯金论证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当资本关系的历史性规定消失时，一方面，资本对劳动的关系也就成为劳动对它的物质条件的关系；另一方面，霍吉斯金认为资本不过是劳动的别名，但被说成是支配劳动和决定劳动的力量，是与劳动无关的财富。这是一种直接的对立。而产生这种对立的原因就在于有资本家，是资本家的欺诈在发生作用。如果没有资本家这个中介，那么工人的劳动就可以直接占有过去劳动的产品，也就不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了。因此，对于这些社会主义来说，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强调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来反对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社会主义者勃雷就说：
从资本与劳动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说，在一个国家里边，资本或已经积累的产品愈多，则生产愈便利，而且对于产生一定效果的劳动亦愈减少。……这样看来，这是很明显的，凡是有利于资本的，也必有利于劳动——凡是资本的增加，势必减轻劳动的辛苦——因此凡是资本的损失，亦必成为劳动的损失。[24]
交换体现的也是最平等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资本与劳动之所以是对立的，是因为资本家依靠自己所制造与占有的货币形成了不平等的交换，这是劳动遭受迫害的根本原因。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这种社会主义，比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社会主义，已经深刻得多了，但这种社会主义仍然没有跳出资本逻辑的束缚。从根本的视野上来说，“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作是一种关系。他们不可能这样看待资本，因为他们没有同时把资本看作是历史上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生产形式”。[25]这时，他们也就无法理解，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历史性视野的丧失，使他们无法真正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形式规定性，而是直接将这种社会关系永恒化，这时呈现于表象层面的“物”就成了“本质”。当将资本的问题归结于交换层面时，建立一种公平的交换制度、废除货币就成了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改革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