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马克思的思想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规定性在于：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历史性的规定，资本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将之永恒化、超历史化，并推广到所有社会。这是马克思历史性思想的重要规定。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第一次非常清晰而自觉的表达是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和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这一思想也构成了他写作《资本论》的方法论前提。正是在这一思想自觉中，马克思才能穿透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才能超越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潮，当然，也才能真正地超越黑格尔。
撇开对蒲鲁东理论中具体问题的论述，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马克思正是以历史性作为自己的前提来批判蒲鲁东的。从历史性的视角出发，蒲鲁东的错误在于：第一，蒲鲁东不懂得，“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14]也就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15]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规定就表明，绝不可将之永恒化，变成一种超历史的社会，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适用于一切社会。可以说，这体现了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第二，当蒲鲁东以当下的社会为永恒的社会时，他也就无法理解特定社会中的各种观念、范畴与社会生活过程之间的内在关系，就会将一定社会中的观念、理性独立出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并以之作为社会的本质规定，这就使得真实的历史变成了观念的历史。“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16]所以马克思说，当蒲鲁东无法真正地理解真实的历史进程时，“他的历史是在想像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17]这正是历史性观念缺乏的理论结果。第三，当蒲鲁东从观念出发来想象历史时，虽然他从社会主义思想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结果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18]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根本没有超越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这也决定了他的批判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