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虽然正确地指出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唯心主义特征，但由于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以他实际上无法真正地透视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哲学分析，更是处于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之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倒是真实地体现了他此时的思想情境。“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9]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有了在法国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按照我的看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意义在于：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的初步研究，开始将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透视它们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他在批判黑格尔哲学之后的重要理论进展。这种透视在于：在德国体现为哲学思考的东西，在法国以政治的语言表达出来，而深入政治经济学之后，这种政治的语言又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原则。
平等不过是德国人所说的自我=自我译成法国的形式即政治的形式。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这同德国人借助于把人理解为普遍的自我意识来论证共产主义，是一回事。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是平等，因为这是政治；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10]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意义也在于：“异化劳动”构成了他将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潮融为一体的理论基础。
在一些后来者看来，“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据此建构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仅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异化劳动”概念比马克思后来的任何一个概念都更具批判意味，但如果从哲学、经济学的内在关系来看，这个概念恰恰不能成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基石。在“异化劳动”理论中，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于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以对象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体现来反对异化，并以此作为扬弃异化的共产主义的论证构架。按照我的看法，把劳动的对象化看作人的本质的体现这一理解，更多具有人类学的意义，也是对古典经济学以及黑格尔思想的直接继承，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生产的论述也主要停留在人类学的水平上。但此时的“异化劳动”框架，无法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内在逻辑，如果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不能深入资本逻辑之中，他的批判就只能是外在的哲学批判，这种外在的哲学批判根本无法超越价值评判的水平。而一旦进入资本逻辑的运行之中，马克思恰恰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对象化就是异化，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关系层面，对象化了的劳动恰恰就是资本，而劳动的对象化在这种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中，恰恰构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资本按概念规定只应是对象化的劳动，在其中当然积累着一定量的劳动。”[11]“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12]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活劳动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而“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13]需要揭示的是资本为什么增殖，劳动为何异化为他人的权力，马克思早年的“异化劳动”理论并不能真正地面对这一问题，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最多只能建构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理论，这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理论虽然在马克思后来的论述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它只有放在资本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才具有重要意义，否则，马克思就无法将自己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当然也无法真正地超越黑格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