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格尔那里，需要与劳动也是其哲学建构的两个重要构件。根据他的思想，只有到自我意识阶段，理性才真正地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升华的道路。在他关于“自我意识”的讨论中，需要与劳动就是其理论思考的起点。这是其《精神现象学》第四章的核心主题。为了满足自然需要，人与人相聚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才展开了斗争，产生了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他关于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辩证法，强调劳动是自我意识建构的重要条件，正是在劳动过程中，奴隶不仅内化了主人意识，而且通过吸收自然意识到自身力量，实现了对主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双重承认，这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的生成。有了自我意识，才能谈及理性后来的发展及其最终形态——绝对精神。理性的这一过程是《精神现象学》的主题。这也就意味着，对理性的考察，离不开对物质生活世界及其历史的分析。这一世界和历史是理性的外化存在，理性就是通过不断地扬弃其外化存在而回到自身，最终达到了理性的自由状态。这样一种对物质生活世界的理性反思，在《法哲学原理》中得到了具体的呈现，需要与劳动也构成了黑格尔分析“市民社会”的基础。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既体现了理性的自由发展，同时也体现了理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局限，他关于劳动分工体系的论述、关于警察与同业公会的分析等，都意在揭示市民社会的内在悖论。但他认为，这一悖论可以通过国家理性得到解决。
在黑格尔的思考中，市民社会与国家具有理性的同质性，虽然在现实中它们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使他认为可以从理性的高级阶段来解决理性的低级阶段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在国家理性阶段真正实现市民社会中还不能达到的自在自为存在的理性。在这样的视野中，他对市民社会本身的体系关注得并不够，而且他关于同业公会的讨论还有着将行会阶段的组织当代化的想法。因此从总体逻辑上来说，物质生活世界仍然是理性的表现场地，是伦理精神自我实现的一个阶段。这仍然是传统哲学的理念。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正是对这种理性哲学的变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首先将哲学视野聚焦于市民社会领域，然后对市民社会进行经济学哲学的分析，也正是在这一视野转换中，一种不同的哲学思路才得以呈现出来。
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对市民社会的分析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才能实现。进入政治经济学之后，劳动生产的逻辑就必然会呈现出来。即使我们承认存在着人的原初需要，但只有通过物质生产，这种需要才能得到满足。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对此的论述却改变了物质生活的生产与思想的关系，即物质生活及其生产过程是思想的历史基础，而不是相反。这不是简单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而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的关系，物质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也是精神生活得以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前提。只有在这样的视域中，生产逻辑才能确立起来，也才能解决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正是从思辨哲学中解放出来，发现生产逻辑的人类学意义的过程。
结合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生产逻辑不仅是一种经济学的话语，而且是一种哲学的话语，在这一基础上，传统哲学的理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按照我的理解，传统哲学是一种强调意识内在性的哲学，而在马克思哲学的新视域中，哲学的基础发生了变革，即哲学的基础不再是意识的内在性或与之相对立的外在物质，哲学发生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都只有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理解。这才是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理念进行变革的意义所在。
马克思的新哲学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思考。在这一思考中，理念及其逻辑运演是哲学的核心。在《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都曾从思辨层面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理念。二是物质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这正是物质生产逻辑得以展开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传统哲学中被忽视的内容。这两个层面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理性并不独立于物质生活之外，理性有其特定的历史基础，需要揭示的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建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新哲学视域中，马克思才能辨识出青年黑格尔派的问题。青年黑格尔派想要批判黑格尔哲学及当时的德国现实，但他们只是停留于思辨的层面来解构黑格尔哲学，而不能揭示这一哲学与当时生活之间的联系，这决定了他们并不能真正超越黑格尔，更不能真正地批判德国现实。马克思嘲笑他们在进行“跪着的造反”。对于马克思来说，当他进入市民社会的具体分析并揭示了思想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内在关联之后，他才真正地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问题域，同时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域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问题域，才能将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推进到对社会历史生活本身的批判，这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3]当生产逻辑进入哲学话语之中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才真正地合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