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的哲学理念，而生产逻辑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那么首先就需要说明生产逻辑的引入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并从中说明马克思哲学的本性。
自近代以来，哲学的探索都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这种理性不仅构成了人的存在的依据，而且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如果我们将社会历史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世界与精神生活世界的话，很显然，哲学关注的是与精神生活相关的问题，即使是面对物质生活世界，也是从与精神生活相关的理性来反思物质生活，物质生活世界的存在是第二位的。在这样一种逻辑构建中，物质生活世界是理性的附属品，以致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哲学家都认为物质生活世界及其历史是不值得研究的，因为这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得不出什么让人满意的东西。到了维柯之后，这一局面才得到初步的改变。在维柯看来，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只有上帝才能认识它。人只能认识自己创造的东西，即历史。由此，人的历史生活本身成为哲学探讨的对象。
这就给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透视物质生活世界？在这一问题上，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给出了新的思路。虽然在哲学前提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经验论为基础，但其关注的是当下的物质生活世界是如何建构与发展起来的，在这一分析中，自然需要与劳动构成了其理论建构的两个立足点。
从人的自然需要出发，就涉及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问题，这就将对人的理解与人的发展问题与物质生产世界联系起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就与劳动联系起来。这两点正是斯密的理论基础。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开篇讨论的是“分工”，以分工作为促进劳动的重要动力。“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正是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在说明分工时，斯密借助的正是人的自然需要。他认为分工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可能生产出满足自己需要的全部产品，因此人们有互通有无的自然倾向。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斯密的论述中，自然需要与劳动分工是相互关联的，自然需要构成了促进分工的原因，而劳动分工则是满足需要的手段，他的整个经济学论述由此展开，并力图通过分析当下的经济生活过程揭示物质生活世界的规律。[2]这一思路构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并直接影响到黑格尔的哲学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