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人本身。黑格尔曾以主人—奴隶关系说明过这一点。在黑格尔看来，虽然奴隶听命于主人并成为主人享乐的劳动工具，但奴隶在陶冶自然的过程中，认识了自然并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最终获得了真正的自我意识。黑格尔的论述虽然有强烈的思辨特征，但劳动对人的发展的意义这一思想，却被马克思继承下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以“对象化”来描述工业劳动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问题。“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16]这正是劳动的对象化的意义所在。“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服从于劳动的目的。”[17]可见，劳动的对象化并不是被动的反应，而是人的目的与本质力量的实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这一双重意义进行了简要的概括：
劳动首先是发生在人和自然之间的行为。在这个行为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相对立。为了占有物质，赋予物质以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人就使他身上的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能力发挥出来。[18]
人们在劳动中对对象改变到何种程度，人本身的意识和能力也就发展到何种程度，并会以这种发展了的意识来审视自然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个脚注，对我们理解上述问题很有帮助。在讨论“机器与大工业”时，马克思指出：“按照笛卡儿下的定义，动物是单纯的机器，他是与中世纪不同的工场手工业时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中世纪，动物被看作人的助手和伙伴……毫无疑问，笛卡儿和培根一样，认为思维方法的改变导致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19]可以说，物质生产过程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促进了人的能力的发展。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正是生产劳动的发展，才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个性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客观条件，也是共产主义实现的物质条件。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穷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20]
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发生异化的情况下，其物质生产过程仍然具有人类学的意义。
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产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1]
这正是一般物质生产逻辑视野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物质生产的发展，不仅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物质前提，而且创造出人的自由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生产劳动的创造性把时间引入到世界中。“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22]特别是在现代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们用于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用于发展自身其他能力的时间随之会越来越多，对这一时间的占有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23]
不仅在时间上是这样，在空间上也是这样。正是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们才能摆脱空间的限制，从地域性的存在中脱离出来，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
上述这些，只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逻辑的简要概括，许多具体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展开论述。这里的问题在于：生产逻辑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逻辑，一旦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就不够了，这就正如马克思在“导言”第一节结尾时所说的：“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24]对于理论建构来说，需要揭示这些要素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存在方式及其作用方式。这意味着必须要以新的逻辑来揭示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这一新逻辑就是资本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