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者只是制造者。而且，生产一种完全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担任。[12]
分工之所以能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原因有三：第一，分工可以使劳动者的技巧日益专业化；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会损失不少时间，分工可以免除这种时间的损失；第三，分工推动着劳动的简化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可以做许多人的工作。马克思同样论述了分工的历史作用，把分工看作产生工场手工业的一种根源，分工使工人熟练于某种固定的劳动，提高了劳动者的特定技艺，这不仅缩短了工人在劳动中从一种操作转换到另一种操作的空间距离，而且促进了人与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合作，这些都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机器的产生，则实现了协作与分工的重新结合，并以自然力取代人力，以科学代替了成规。“机器工业把科学和巨大的自然力并入自身，因而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13]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虽然是结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展开的，但主要讨论的是其在人类学的物质生产逻辑上的意义。也正是从生产逻辑出发，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过去的一切社会，并为走向未来社会创造了物质条件。
就人类自身的发展而言，物质生产过程具有双重意义：第一，正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交互性关系，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既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人本身。第二，物质生产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随着生产劳动的展开，人通过目的性的劳动改变了自然存在，这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劳动陶冶自然”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深入地论述了这一点。费尔巴哈通过批判黑格尔和近代以来的哲学，认识到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过程就是思辨理性逐渐摆脱感性存在并将感性本身加以抽象的过程，“未来哲学应有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它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14]。这种新哲学就是他所谓的人本学。如果现有的感性都被思辨理性所浸渍，这种新人学何以可能？正是在这里，费尔巴哈提出了自己的新“感性”的思想。我认为，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指的是一种没有经过现代理性污染的感性，这种感性是从原始的自然情感中引申出来的，如男女的自然**等。与这种感性相对应的，就是一个没有被理性所污染的自然，这当然不再是黑格尔所谓的劳动陶冶过的自然。马克思批判的正是这种“想象”的自然乌托邦。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并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15]。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下，人们所面对的首先是经过劳动改造了的自然，而不是费尔巴哈所想象的那个没有经过人类影响的初始自然。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改变自然的同时，更多依赖于自然界并把自然界看作与自己同样的伙伴，甚至是高于自己的存在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则完全是以社会为中介而存在的，如果从一般物质生产逻辑来看，黑格尔说劳动陶冶自然恰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自然的存在方式。费尔巴哈的自然概念虽然有其哲学批判的意义，但在历史的意义上，这种批判只具有道德评价的意义，并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思想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