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首先，他们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决不能责备重农学派，说他们和他们所有的后继者一样，把资本存在的这些物质形式——工具、原料等等，当作跟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时的社会条件脱离的资本来理解，简言之，不管劳动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只从它们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要素这个形式来理解；从而，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对于他们来说，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必然以生产的自然形式出现。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32]
马克思很明确地提出，把普遍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这恰恰是将资本主义社会当成了一种永恒的社会制度，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时，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规定就简单化为生活资料意义上的物的生产。在第一卷的附录中，马克思在讨论生产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解时又指出：
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作生产的绝对形式、因而当作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才会把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同一般说来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或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混为一谈，并且因此自作聪明地回答说，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表明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33]
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如何劳动是不重要的，因为我是买一条裤子，还是请裁缝回家做一条裤子，对于消费来说没有区别。正因为这样，将物的使用价值放在第一位，又是合乎日常生活的现象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两者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将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劳动理解为只是物质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这就抽离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规定，而这种抽离又合乎资本主义生产的表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表象层面，一切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生产要素与人之间的结合。但“这种关系在它的简单形式中就已经是一种颠倒，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因为这个形式和以前一切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只在他是‘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34]这个表述似乎在重复早年的“异化劳动”理论，但马克思并不是在人的类本质的意义上来论述这种颠倒，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所说的，这是历史过程中发生的颠倒，而当这种颠倒成为历史事实时，表象也就似乎成了“本质”，拜物教意识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这时，虽然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但“它表现为作为物的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它不直接表现为交换价值”。[35]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也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财富的生产，也不是消费品生产意义上的产品生产，生产劳动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这是区别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