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34]
这种要素式的思维构成了政治经济学家看待利润形成的观念基础。从要素思维出发，生产过程中的每一部分，除了劳动力而外，都能创造利润，而劳动力反而没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作为自由而平等的交换者，其劳动已经由工资得到了补偿。不仅如此，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出发，那么资本就是人类生活中无法根除的存在，因为没有了资本，我们也就无法进行生产。比如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勃雷认为，个人与国家的繁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必须劳动。2.必须要有过去劳动的积累，或资本。3.必须要有交换。”[35]为什么要有资本呢？勃雷说：“我们都知道积累就是过去劳动的产物而尚未消费掉的——无论房屋，机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有用的东西，凡是能够帮助我们产生更多财富的都是。一切这些东西都是资本。”[36]只不过勃雷认为，在现代社会，资本都归资本家了，社会变革就是要让所有人都拥有资本。这正是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来加以思考。这种面对资本的方式，是当时许多社会主义者所共有的。在这种要素式的思维过程中，经过了双重的倒置：先是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还原为一般物质生产，然后又从这种还原了的生产逻辑出发来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时一般生产逻辑也就成为评价的尺度。
第三，如果从一般生产逻辑出发，就无法真正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内在关系。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等同于一般人类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那么，当下社会的问题不在生产领域，而在分配领域。这就正如马克思在论述上述四者关系时所说的：“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这时，上述四者关系之间的联系就变成一种三段论：“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37]在这种理解中，对政治经济学的责备就是认为政治经济学家太过于重视生产，而忽视了分配的重要性。一些社会主义者正是从这里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的。汤普逊认为：
没有比财富的分配这个问题再使人感觉兴趣的了，如果研究得正确，也没有比这个问题再有用的了；因为不仅每一个社会的物质享受被发现直接依存于财富的公平而明智的分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道德和同情、谨慎、宽仁之乐以及它力能取得的知识享受的多寡也算不间接地与财富分配有依存关系。[38]
同样，还可以认为交换是非常重要的，并从交换手段出发来解决现实问题。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关于达里蒙的理论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来。正是通过对此的反思，马克思认为，在当下的经济过程中，交换、分配等只是表象，只有从生产出发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特性，而要揭示这种生产方式，又必须走出一般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进入资本逻辑。
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最先确立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这一逻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得到了集中的表达。但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意识到，仅从一般抽象的视角来阐释生产逻辑，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揭示的恰恰是特定社会形式中的生产逻辑，这正是蒲鲁东的问题所在。“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们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39]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形成了“历史性”的观念，并由此进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分析中。也正是在这一批判中，资本逻辑成为马克思的思想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