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言”中，马克思写下了第一句话后，紧接着对物质生产做了一个限定性的说明：“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25]这句话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强调的，整个研究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个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6]“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7]因此，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生产，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对这个“一定的”社会进行分析，而不是停留于一般的物质生产逻辑。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一定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28]。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9]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般物质生产逻辑已经不够了，正如马克思从一般物质生产逻辑视角讨论使用价值的生产时所指出的：“只要谈到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劳动的这个定义就完全不够了。”[30]这也意味着，传统教科书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与推广这个论断是需要再反思的。在这一问题上，学界的研究还没有进行深层的探索。当然，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割裂开来，把它们看作两个不同的领域，那么也无法在这一问题上迈开探索的步伐。
虽然物质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但将物质生产抽象出来作为解释人类历史的基础，这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的事情。这种抽象能够产生，得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马克思关于劳动范畴的分析就解释了这一点。“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31]斯密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在历史的意义上意味着现代工业劳动普遍性地位的确立，这时工业劳动才能被抽象为一般劳动，有了一般劳动的抽象才能提出劳动价值论。这种抽象的劳动一般，也就是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正是在“劳动一般”的基础上，才能提出“生产一般”的概念。虽然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历史上早已存在，但以生产逻辑来反思历史，却是当代历史与思想的结果。
由于在反思历史时是以当下的历史情境为平台的，这使得在理论的说明中容易忘却理论所产生的特定情境而将之普遍化，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生产理论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停留于一般生产逻辑时容易出现的问题。这一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