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促进了空间的规划，这是对第二自然的空间的重新设置，使之更合乎资本逻辑的要求，或者说正是资本逻辑的展开创造了合乎自己需要的空间。这种空间的变化同样引起了时间的变化。聚集在一起的人数众多的工人，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或者还像过去一样，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或者通过分工形成总体的合作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劳动时间的相应变化。对于同种工人来说，聚集在同一个空间下使个人之间有了竞争力，这是推动平均劳动时间形成的重要条件，并有助于通过激发个人的能力，以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不同种工人来说，这种分工式的协作更能降低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讨论分工时就已经说明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分工与工场手工业”部分对此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论述。
空间的压缩不仅带来了劳动组合方式的变化，而且也带来了劳动管理方式的变化。协作的规模取决于资本家的购买力，而协作在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后，又能进一步提高资本家的购买力，这使得协作越来越有助于资本的积累，单个资本家也就越来越能积聚较大量的生产资料，购买更多的雇佣工人。可以说，协作进一步推动着单个人的劳动转变为社会劳动。这时，对特定空间中的劳动管理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起初资本指挥劳动只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4]在资本的监督下，聚集在特定空间中的工人的劳动形成一个生产总体，劳动管理与监督似乎成为这一总体的保证。在这一总体中：第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目的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相对剩余价值更大。第二，工人之间的联系处于工人的主体意识之外，他们在劳动中的联系，是资本家观念的现实展现，工人的活动成为他人意志的体现。这使得资本主义的管理体现出二重性：一方面它体现为制造作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资本增殖过程。就前者来说，这种管理具有社会性，就后者来说，这种管理具有专制的特征。也只有在这种协作以及其进一步的发展中，工人才能在特定的空间中将自己的工作固定下来，社会越发展，这种固定性也就越明显，工人的能力也就越聚焦于劳动过程的某个环节，其工作也就越来越具有物化的特征。到了20世纪初的流水线生产时代，这种物化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中，这正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讨论“物化”现象的社会历史基础。
在本书第三章中，我曾经论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前者强调物质生产的人类学意义，后者则是对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逻辑的批判。协作所导致的空间压缩以及由这种压缩所带来的空间扩大，在这双重逻辑层面都存在，但在不同的逻辑基础上，这种空间压缩具有不同的历史性规定。在马克思看来，在古代世界、中世纪都存在着偶然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但这是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这与资本主义的协作具有不同的性质。他甚至认为，相对于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并不表现为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倒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特征。按照本文的论述逻辑，前一种协作是对第一自然的顺应，而资本主义的协作则是对新创空间的重新安排，这种安排是以资本逻辑为内在灵魂的。这时的空间就不再表现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是表现为一种创造性的存在，它与资本逻辑同体而生，这是一种新空间的生成。马克思说协作作为起点是与资本本身结合在一起的，同样，这种空间也是与资本本身结合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其特定的空间，由这种空间的扩张形成的第二自然逐渐覆盖第一自然，从而重新建构了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新的世界就会有一个相应的新的权力结构。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权力体现为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那么在新世界中，权力一开始就是一种隐性的统治力量，在权力的表层，恰恰表现为一种个体之间的自由与平等状态。这就是资本的权力。在资本权力的作用下，特定空间中处于协作关系的个人，成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成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工人在协作中发挥出来的生产力仿佛成为资本天生就具有的生产力。当工人在新空间中的位置越来越固定时，资本的权力就越来越大，工人也就越来越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到了韦伯所讨论的科层制时代，这种权力也就越来越隐性地发生作用，资本的统治也就越来越匿名化。资本、空间、权力，成为新空间结构的重要元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