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论证了日常的此在处于一种计算性的时间境域中，这正是此在遗忘存在、沉沦于日常性的流俗时间。“流俗领悟所通过的‘时间’的种种特性之一恰恰就在于：时间被当作一种纯粹的、无始无终的现在序列，而在这种作为现在序列的时间中，源始时间性的绽出性质被敉平了。”[3]时间变成了一种线性化的、可以即时计算的物，存在就在这种可计算性的即时中到场，成为存在者。在这个意义上，时间规定了沉沦的此在。这种可计算的时间，从技术层面来说，有赖于时钟的产生。“时钟如此造成的基本确定性即不在于指示时间的持续，也不在于指示时间现在的流量，而是在在于持久地固定当即（即当下——笔者注）。”“当即是什么意思？比如，‘我当即看手表’。……我是否就是这个当即？其他人是否都是这个当即？如是，那时间就是我自己，所有其他人都是时间。”[4]由时钟度量的时间成为工业化时代人们的存在境域。“‘人们’的手表以及一切钟表都指示与他人共同在世的存在。”[5]
从海德格尔的整个论述来看，时钟成为时间的尺度当然是技术作用的后果，这种流俗意义上的时间，实际上早就被确定了，即早在人们面对太阳确定时间节气的时候，体现存在境域的源始时间就开始了向平均化的时间的滑落。海德格尔的批评是一种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反省。在这种反思中，技术的“座架”让所有的人都成为无差别时间中的“人们”或“常人”。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从社会历史的意义上来说，时钟何以能够成为日常生活的时间度量器？因为在以循环时间为主要境域的农业文明中，即使时钟所度量的时间存在着，对人而言也并无根本的意义，农业生产也无须精细到每小时、每分钟，只有到了工业文明之后，时钟才获得了社会存在的意义。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农业文明的时间与工业文明的时间或许只有量的差异，但如果从马克思的论述出发，这种差异恰恰是根本性的。从社会存在或者说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说，商品的普遍化才是时钟所衡量的时间得以流行的基础。只有在这个新的社会存在基础上，物化的时间才可能成为一切存在的境域。对马克思时间理论的这一新解读，将构成重新阅读《资本论》，并以资本逻辑为基础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的开篇之句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6]早在氏族公社时期，商品就已经存在，因此，以商品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似乎不太合适。但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存在并不具有普遍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商品交换只具有从属的意义，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才得以普遍化。
直接的物物交换这个交换过程的原始形式，与其说表示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自由的形态，它还直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这表现在两方面。生产本身，就它的整个结构来说，是为了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因此，在这里，只有当使用价值超过消费的需要量时，它才不再是使用价值而变成交换手段，变成商品。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尽管两极分化了，但只是在直接使用价值的界限之内变成商品，因此，商品所有者交换的商品必须对双方是使用价值，而每一商品必须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