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改革实现了从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富足的城乡融合型社会转变
1978年，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的典型农业型国家。此后，经过采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市单位体制、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等改革创新，农民从原有的土地束缚中被解放出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大中型城市，整个社会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中国社会走上了现代城市化发展之路，城市活力进一步释放。截至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8%，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并且产生了一大批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以及人口高度密集、经济一体化的超大城市区域，创造了新的财富、新的产品、新的文明、新的生活方式。对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同时以高铁、互联网为主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得不说是巨大的成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领域的具体落实。未来中国社会，将是一个城乡互动共融、协调发展的城乡融合型新社会。
2.1.4 改革实现了从温饱向全面小康的整体性转变
40年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全方位改革，为广大民众开辟了新的就业渠道和发展机会，不断改善民生，不断增加收入，让人民群众过上富裕、幸福、文明的美好新生活，这是改革开放的初心，也是40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减贫事业，使得7亿多人口脱离了极端贫穷。中国脱贫人口占全球脱贫人口的76%，为世界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系数为57.5%，到2017年，分别变为24445元（增长了78倍）和28.6%；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到2017年，分别变为10955元和31.2%。城乡居民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开始走向更加富裕、多元化消费的生活；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3岁，发展到2017年的76.7岁。新时代，随着交通、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创业、文化、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进一步建设，人民对生活的追求从“有没有”变成了“好不好”，高品质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
2.1.5 改革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跨越式转变
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社会保障、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是民生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二元体制，城乡公共服务发展不平等，大量优质的公共服务集中在城市，绝大多数的农民享受不到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公共文化等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将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以改革促进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益的提高。首先，创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制度和方法，在借鉴世界上优秀的公共服务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质的公共服务改革理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加快形成一系列有利于公共服务发展的市场制度、产权制度、投融资制度、分配制度、人才制度等，建立和完善劳动就业、教育、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生育、住房保障、社会保险、文化体育等一系列的公共服务制度，再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瞄准公共服务的瓶颈制约问题，制订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发展出一系列公共服务的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新模式，大大提高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和水平。其次，改革打破了城乡二元体制，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等举措，推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再次，改革促进了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加快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发展，加大了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严重退化等困难地区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最后，改革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具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在劳动就业、教育培训、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生育、住房保障、社会保险、文化体育、交通通信、公用设施、环境保护等方面亟须相关具体制度的相互沟通、相互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