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最终能否取得成功，与民众对改革正当性的认同程度有关。正当性是指合理性、正统性、合法性，改革正当性是指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合理的和符合道义的。当大多数民众认为改革是正当的，改革的诸项措施才会得到支持和拥护，即使出现部分抵触也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倘若大多数人认为改革是不正当的，比如，改革的分配过程不透明，分配形式不公平，改革成果不能惠及大多数人，那么改革就是无正当性的，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苏联早期的改革由于忽视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为日后日益恶化的国内形势埋下一颗地雷。苏联早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选择，重工业是一切工业、农业技术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发展国防、增强国防实力的前提。在两个五年计划的引导下苏联完成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但后期发展由于过于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等关系民生的行业的发展，致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一般来说，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调整，现代改革者在启动改革之时，承诺所有社会阶层在改革的过程中都能获利，因而自身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进的改革是一场多边双赢的改革，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失去的是锁链，获得的是改革红利，它打破传统集权计划经济，是极具正当性的一次改革。然而，当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以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做法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后果，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模式忽视社会公共服务建设与贫富分化问题，人民对改革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这影响着改革正当性的评估。
正当性基础是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韦伯最早提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指出“政治合法性是指政府在被民众认可的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是政治稳定的保证。现代社会主张用“传统型”“个人魅力型”“法理型”来分析不同政权的正当性基础，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政绩正当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主要国家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同样也可通过三种不同的标准进行：对改革理念的认同、对改革实际运行的程序和规则的认同、对改革绩效的认同。开启改革，首先要使改革理念或目的得到民众的认同，最初进行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经济”的理念得到了社会民众的普遍拥护，因而在改革的进程中阻力也是最小的。正如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其目的是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民众具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道路自信。改革正当性的规则基础是指改革必须依据一定的程序规则，而民众对规则也是明确的，是监督以国家主导的改革进程的重要一招，也是预防当权者借改革契机牟取个人利益的有效监督途径，这在西方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表现突出。最后一种改革正当性基础在于有效性，认为国家进行改革后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是当前发展中国家能够继续推进改革的主要因素。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绩正当性，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腾飞为大众带来实际利益的同时，也悄悄改变着民众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单纯GDP的增长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社会生活的质量成为其考量的重要因素，这客观要求政府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