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里所涉及的并非“世界”的那种形成，而只应就个别线条说明扩展到其他范围的、导致各种世界观以取得具有无限容量之自律形式的过程。利用它们形成了原来的所谓文化领域，因而人们也许可以说，当在生命中以及为了生命的缘故制造的范畴变成生命客体内在价值构成的独立形象时，一般说来，文化就会产生。虽然宗教、艺术和科学作为这样的东西，在超心理学理想中肯定具有自己的意义，但世俗主体生命的某些过程还是像这些过程的胚胎阶段一样，从那些阶段看来，它们就像是自己的早期形式；或者按照从前的说法：正是这同一情况出现在生命的形式中，而这个形式就是那些以独特的世俗理想形式出现的东西。在那些形式的——即现有内容形成某一世界的——推动力或造型方式本身成为关键的那一瞬间（而迄今为止生命及其物质利益联系还是这种关键），在现有内容自愿制造或者塑造一个对象的时刻，每次都有一部分文化领域传播开来，这些领域现在似乎都站在生命面前，给它提供行程的各站或内容的储备。
也许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能理解有别于一般现有知识的科学之纯粹本质。实际生命到处都有认识过程，比人们习惯于弄清楚的还要多：在科学诞生之前，我们获得的知识比起为了建立我们实际的、既是外部也是内部的关系所要求的知识来，大体上不多也不少。所谓不少，是因为如果不存在某种程度和充分的科学想象，我们面临着科学想象所带来的生命的制约性，就不会生存下去；所谓不多，是因为在只有生命作为这样的现实生命才合适时，这种情况对于本来就没有一席之地的这种知识来说，可能是一个多余的负担——当然，介于太少和太多之间的程度在这里将分别按个人与历史状况，发生极大的变化。
关于生命的规定在这里如何重要这一点表现在：这种零星的知识在别的时期看来，可能是残缺不全和偶然的，但它往往作为某种自成一统的、令人满意的连贯性出现。为这个当时感觉到的统一体所进行的辩护以及所陈述的主要理由，从这些认识复合体的逻辑性和实际内容看，都不善于承认另外那些时期。再说，生命的规定也只能存在于现实所要求的、独立决定的生命状况中。我们知识想象中占压倒优势的量表明，似乎它是由生命的合目的性引起和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合目的性更精确的定义尚不能按照含义和倾向来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