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悦和痛苦是原始的——这样人们就可以很好地用普遍的赞同来猜测和倡导生气勃勃的、合目的性的行为。舒服的感觉对于吸收有益于健康的食物，对于在健康环境里的停留，对于种属的繁殖都是诱人的奖赏；痛苦的感觉对于相反的行为，即对于吓得不敢重复这种行为的生理学惩罚来说，是报警信号。这种联系就是对于人类来说也是存在的，因而，它同样也在有些地方为他们所瓦解。现在，他可以首先寻找对于保存自己和种属都具有破坏性的快乐。然而这一点也只不过是心理上独立于这些促进措施的一种标记而已。与此同时，该独立性获得了快感，同这种作为孤立的次要现象的独立性相比，生物学上的有用性在原则上便甘拜下风了。如果说动物为了即将得到的快乐也会采取某些行动的话，这往往也只不过是一种次要的东西，作为真正的意义站在它后面的是像这样诱发起来的行动的生气勃勃的合目的性。当然，只要人类用整个生命为快乐服务，那他就能使这种转变成为最后的转变。可是这一点也只不过又使手段发展成为目的而已，面对目的论的生命过程，它无法构成真正的新领域，即便发展到使其目的达到反常的地步，也是如此。但是在我看来，按照我们称之为“幸福”一词的纯粹含义，一种真正彻底的转变已不在话下。传统伦理学的粗俗心理学很少有不把区分这一概念同快乐概念的那个决定性转变认错的情形；希腊人在这一点上看得更深刻。叔本华也许有权让快乐依赖于上述之需要，依赖于表明快乐深深植根于生命过程单线走向的状况。然而，把我们称作幸福的东西——这里并不涉及所下定义的区别，而是关系到人们自认为还可以另外取名的内在现实性的区别——甚至对于身体健康，因而对于整个的生命合目的性都具有确定无疑的价值；只是除此而外，它还意味着最后的现状，意味着生命努力攀登并拼命超越却又很难超越的顶峰，这就正如人们从已经到达的山峰再也无法继续往上攀登一样。幸福所缺少的是快感的那种分散，正因为有了这种分散，幸福才能变成生命连贯性的纯粹要素。其实，当我们自称“幸福”之时，这种连贯性就其整体而言便有了一种根本无法限制的色彩；可以说，快乐特有的感情激动离开了在生命瞬间相互作用中的位置，它作为幸福成了这些瞬间必须通力合作才能达到的一种最终状况。如果“理性”看来离我们以往的智能是那么遥远，致使人们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格森，一再宣布，要把另一种来源，而不是把这种来源从经验有机力量中产生的地点归到理性头上去（尽管那种感情疏远的深刻象征仍然被拒之门外）——那么，我就敢于说出如下似是而非的论调来：纯粹的幸福就像理性在与它有关的领域里一样，按照其属性是一种新东西，是同我们以往的幸福经历相去甚远的东西。只是在幸福的最高阶段，而绝非在快乐的最高阶段，我们才感觉到诸如恩赐之类的东西。这种东西以其光辉照耀着正在内部不断持续着的生命，但它自身绝不可能发出这种光辉。更确切地说，这种光辉是从另外一种不可理解的规律中发出的。因此，人们能够寻找快乐，有时甚至很有成效，可是幸福哩——在我们语言的混乱还没有歪曲原意的情况下——犹如雨水和阳光一般洒向我们。这种变化的极端主义又将通过一无所有得到更有力的证实，而不是通过幸福往“极乐”概念的超验的提高。在这里，幸福状况的极富生气现在再也不能被怀疑；在这里，极端主义获得了绝对的因而也是由所有快乐混合而成的自由形式。为了获得这一形式，要投入整个生命，并多次忍受牺牲。根据极乐的概念，幸福从所有内在活力的合目的性中求得解放一事已经完成并已变得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