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角度上讲，电影节成了电影项目的交易平台、产业链条及联动产业的经济模式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电影节的商业性功能主要来源于电影节开设的影片交易市场以及由电影节主要活动单元。从电影人和电影企业个体的层面讲，电影节是限定时空内一个高效的信息交换场和资源集散地，通过它的项目创投平台、方案预售机制、电影交易市场和其他商业活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项目提供了一个集融资、洽谈、项目孵化、宣传发行、版权及要素交易于一体的商业化运行体系。从电影行业整体的层面上讲，通过国际电影节的评奖、展映、论坛、交易、创投等环节，行业信息被频繁地交换和传播，而电影节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使得这些信息整合后具有重要价值，成为促进行业发展和调整的风向标。从宏观层面上讲，电影节不仅囊括了传统的由制片、发行、放映构成的电影产业链，还扩展到金融、服务、代理服务、外景地开发、人才经纪等领域，使电影产业的产业链条得到延伸和完善。
艺术角度，电影节满足了观众多样化、差异化的观影需求，成了促进电影艺术技术进步，搭建电影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电影节以一种开放的胸襟，吸引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作品、电影人、机构以及媒体，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人因为电影节集聚到一起，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几乎每一个电影节都会不同程度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而这也正展现了电影节的独特魅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此外，由于有些电影节具有竞赛性质，参赛者们都希望能够在影节中脱颖而出，有了这个正向的“激励机制”，必然会催生更多的电影创作。不仅如此，电影节能够对国家和城市进行有力的宣传，彰显文化魅力，展示城市面貌，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
（三）《百鸟朝凤》引发的艺术电影生存问题的思考
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作为一部题材小众、宣发无力的文艺片，该片选择与大举造势的《美国队长3》同天上映，但并未上演奇迹。然而，2016年5月12日晚，著名电影制片人、《百鸟朝凤》宣发团队方励在微博上直播，讲述宣发此片的艰辛，讲到动情处竟下跪向全国影院经理求排片。《百鸟朝凤》上映一周票房仅300多万，排片率徘徊在1%。而方励这一跪，效果堪称立竿见影：排片在周六上升到了4.4%，周日更达到7.1%，票房目前已突破2300万。“一跪”之后，不仅院线增加了排片，影片也从默默无闻变成人尽皆知。最终，《百鸟朝凤》票房达7901万元，位列5月票房排行榜第九位。方励史无前例的“一跪”引发了业内业外对电影人尊严、院线排片、艺术片发行等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显然，“下跪”并非常态。“下跪”之前《百鸟朝凤》的困境，则更具普遍意义。这一困境的形成与我们长久以来“商业”“文艺”二分对立的思维有关。在许多电影从业者及学者看来，艺术电影是电影的拓荒者，它所记录的有历史与心灵，不该在喧嚣里蒙尘。即便国内艺术电影仍属小众，“但有正确的价值主张，有高蹈的美学风格，有创新的电影精神的艺术片不该成为孤岛。”我们需要电影工业的良心产品，同样需要按摩灵魂的走心制作。当年轻人习惯为好莱坞所营造的机器怪兽惊声尖叫，当他们沉醉于“无厘头式”的嬉笑逗乐，润物无声式的真情鲜见，总让人感觉缺失了什么。若我们的主流观影人群的需求仅仅停留在感官刺激上，还怎能指望电影艺术的内涵价值不流于稀薄？著名导演谢飞说：“如今的商业片横行恰好印证了影市的失衡，那些能够留住时代思考的影片越来越少了。”所以，不仅仅是中国，在世界任何国家中，艺术电影都是应该被关怀和保护的。
关键是，如何给曲高和寡的文艺片一席之地？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借鉴欧洲的艺术院线，以为单纯引入艺术院线就可以让艺术的归艺术，商业的归商业。但在许多专业电影研究者看来，这样的措施在中国很难行得通。一个艺术院线每年至少要有100部艺术电影支撑。然而国产的市场没有那么多的艺术电影，没有足够的体量去支撑艺术院线。“中国优秀艺术片短缺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需要看向国外。”沙丹认为：“但我国目前的进口片配额一年不超过50部，绝大部分被好莱坞商业电影占据，艺术片凤毛麟角。这就导致国内影院很难自主放映，只能靠与使领馆、电影节等合作解决片源问题，但这都不可持续。”
除了体量之外，艺术影院的经营定位也是问题。以放映艺术电影的场所为例，包括政府扶持的电影资料馆、高校学术放映的北京电影学院、外资背景的尤伦斯艺术中心、外交作用的法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等，以及各种民间文艺场所，然而在众多放映机构中，只有百老汇电影中心是产业化运行的，并且很难取得收支平衡。如果对艺术影院进行盲目扩张，显然是杯水车薪。此外，如何形成受众的观影习惯，如何强化艺术电影制作、宣传、发行的扶持力度及行业规范等问题，也是人们不断探讨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