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世界艺术史大会在中国举办，不仅对于中国的艺术史研究以及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还使得中国的艺术史研究现状得以较为整体地呈现在全球的艺术史研究领域当中。范迪安先生在开幕式上就已提到，众多媒体对于此次艺术史大会的关注，体现出艺术史这一学科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艺术史研究逐渐成为受关注的焦点。此外，他还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论述了此次大会的积极意义。朱青生先生认为，大会使得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的看法得到表达，并提出要建立世界艺术史的研究系统。陈履生先生提出，“艺术史大会对于促进艺术史的研究，促进中国艺术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对于提升社会对于艺术史的认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从中国艺术史学科的专业发展现状、理论成果、学术规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论述了艺术史大会对于中国艺术史学科发展的积极意义。李岩松先生则立足于开办大会的北京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这两所高校，讨论了大会对于高校美术史人才培养的意义。
此外，艺术史大会在促进中外学者交流以及呈现中国艺术史研究成果的同时，亦使得中外学者在艺术史研究方面的差异凸显出来，有助于中国学者意识到自身研究的优势和不足。学者林洁提到，在此次大会的中国学者报告中，存在套用国外理论来研究中国艺术的现象，西方理论在艺术史的研究中仍占主导地位。此外，相比中国学者，国外学者关注的范围更广，偏向于世界性的问题。王镛先生指出，西方学者善于抽象思维和逻辑思辨，其理论体系比较完备。而相比之下，中国学者比较偏重于直觉感悟，善于综合。张敢先生则认为，西方的艺术史学科发展更久，已然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语言体系，解决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因此相对于艺术作品本身，更加关注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而中国的艺术史学科仍停留在对作品本身的探讨方面，深度不够，且缺乏自身的体系。丁宁先生提出，中国的艺术史研究在研究视野方面仍然不够广阔，且在一些重要的艺术史时段的研究上，如文艺复兴，仍存在不足之处。
最后，借世界艺术史大会，中国的文化艺术受到国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上文已述，在此次大会的报告中已包含不少外国学者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成果，除了尤丽之外，还有斯坦福大学教授文以诚的《逾墙的视线：17世纪园林艺术中的理论与实践》等。在文以诚看来，外国学者进入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在对中国的艺术研究方面，除了我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在介入研究，比如中国的瓷器在全球的传播等。学术研究已经打破了原来的方式，研究的材料的广度与深度都在提高，这也是当代艺术研究的趋势”。国外学者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不仅可以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提供更多不同的视角和方法，还能在对比之中使得中国学者进一步认识到国外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为今后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多有利的参考。大会的志愿者周天宇认为，国外学者对于中国艺术的理解仍有直观上的隔阂。由此可见，从受关注到相互理解，仍是一个漫长且需要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过程。
二、其他热点概述
本节旨在对其他的文艺热点进行概述，包括比较重要的论坛、研讨会，带有学术性的展览，以及新闻事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