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点，由于此次大会是第一次在以中国为先例的非欧国家举办，因此相对于之前的大会，不仅在各个分会场中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参与讨论发言，在探讨的问题方面也与中国艺术史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其中还不乏国外学者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例如第17分会场的“展示”。高士明先生提到，在西方人的经验中，“展示”是和博物馆的展览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中国艺术的传统中，“展示”却有着不同的意涵。以“提拔”为例，在中国人看来，人与艺术作品之间是一种缘起缘灭的双向关系。提拔这一行为，是人对作品历史生命的一种介入，是“一个可以往后看也可以往前看的开放的历史结构”。在该分会场中，学者们所探讨不仅包含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展示”，还包括存在于中国艺术中另外的“展示”传统，例如瑞士学者尤丽（LU，LisJung）的报告《石·纸·书：关于石刻的物质性、展示与感知的若干问题》。在该报告中，尤丽以北齐的摩崖石刻为例，提出石刻的“展示”是一种独对天地的“存在”，它不为被看，而是自然存在。
（四）大会之后
9月20日下午，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宣告闭幕。大会筹委会秘书长朱青生先生在闭幕式上作了主题为“未来的艺术史有两个问题不可回避”的总结发言，既对过去的大会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又对艺术史研究在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然而，关于大会的讨论并未停止。此次大会是否如预先设想的那样，使得中国的艺术史研究成果得以向世界展现出来，使中国的艺术史和文化得以被重新认知和思考，以及使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史得以显现，并达到以艺术史促进文化交流、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以下是笔者结合相关文章所总结出来的学者们对于此次大会成果及不足的看法。
首先，世界艺术史大会作为一个汇集来自世界各地且各艺术相关领域研究学者的平台，对于促进国内外学者相互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朱青生先生就提出，大会促进了各国学者的相互了解，且这一影响在大会结束之后仍会继续发挥作用。王镛先生认为，艺术史大会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是一次盛况空前的中外学者聚会，分会的主题涵盖了艺术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涉及各个艺术门类。在交流中，中国学者能够在方法论方面受到很大的启发。胡斌先生同样认为，艺术史大会汇集了很多不同的视角、观点，覆盖区域很大，对于了解全球艺术史的研究进程与发展趋向有很大帮助。何桂彦先生在提出同样看法的同时，还认为艺术史大会能够呈现出一种全球领域的思考。
然而，高士明先生却认为如此大规模、高度紧密的学者集结和交流，不一定会产生很好的沟通。他提到翻译和语言的问题，以及思维方式不同所带来的词语意味不同的问题，认为“我们是在一个复调的历史中思考含义丰富且具有巨大差异性、复杂性、矛盾性的艺术和艺术史”。持有同样看法的还有学者张敢。他提出，通过艺术史大会，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在语言方面的差距，“如果大家都能够熟练掌握英语，交流起来会更顺畅”。学者丁宁也提到，参与国际会议并提出针对性的问题，这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是一种挑战，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对此，笔者持肯定态度，结合自身的听会经验来看，虽然在大会期间学者们无论用英文还是中文进行发言，都有相应的PPT翻译以帮助听众理解其内容，但是在问答环节中中外学者之间往往无法进行通畅且有深度的对话。翻译一篇文章容易，但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对文章中的问题进行现场的解释，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还涉及两种语言背后各个词语文化内涵的对应关系。整个艺术史大会，汇集了国内外的大批学者，但是中外学者之间在交流的深度方面却不尽如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