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对于我们的目的极为重要的是：感知的两个方向从任何角度看都不可视为相关于身体，因而也相关于感觉功能和器官的。这种区分在于：即便我们想象身体的存在也取消了，这一区分仍存在。[20]所以，“外在感知”作为行动方向与知觉感知本来就不相干；它的实在的实现尽可以一贯与感性功能的共同作用相联系，它的本质却根本不依赖于这种感觉状况。外在感知行动给予的东西很多；其中的第二个问题是：通过这一或那一感觉功能，通过看、听、嗅，有什么抵达我们？其中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哪些器官和出现于器官及其突起中的变异的共同作用下，有关内容直达我们的大脑？[21]但是，物理学和生理学上受制约的现象类别，或相关的、在一种现象上受各种不同制约的因素，在外在感知给予我们的现象中是无差别的；它们在“外在感知现象”或“物理现象”的范畴的内部才区分开来。只有，或主要在生理学上受制约的东西可称为“人的”乃至“主体的”（比如，所有生理学上受制约的感官假象），但丝毫不会因而变成“心理的”。由笛卡儿开创的一条迷途是：先对所有的外在现象作出物理学上的解释，然后才把这种解释用于发生的生理过程，而且认为这些生理过程受被设定为现象之前提的现实物理刺激的作用。在感觉生理学中，首先是黑林（通过有序的颜色现象、而非以从物理学上对这些现象下定义为前提的方式）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一迷途，巴甫洛夫（通过他对生理学的发展）在更大规模上打破了这一迷途。[22]因而，把一切现象先看成“心理的”，然后通过“结论”或“释义”而想将之塞入物理事物的范畴，也是错的。在外在感知的每一行动中，物理事物的存在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才会是明证的；只有依据在这一现象中思维可把握的对象的此在相对性的级别，就是说，依对象对理解的生灵的特性（一般的和个体的、正常的和异常的特性）的依存方式和程度，进一步的问题，即人们常常笼统地称之为“外在世界的实在性”的问题，才会出现。但是，外在世界无须依“意识彼岸”的、事先假定的“实在”（如这一含混不清的表达所云）；而进一步的问题，即外在世界中什么是“实在的”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实在的”问题，倒须凭借已作为现象而明证地给予的外在世界的存在。[23]把我们引向“物理事物”，无须多样行动的内容之“法则性的关联”，无须什么特别的“秩序”。毋宁说，“自然”倒更是在外在感知的每一行动中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整体在我们眼前出现的；在该整体的背景上，当前瞬间的感性内容更为鲜明地呈现出来。这时，情形并非是：各种感性功能的支离破碎的内容如红、硬、酸、闹等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且必须先通过补充的联系活动和“秩序活动”被“连接”起来；这时的情形毋宁是：我们触摸和看见的同一物质单位是直接的，比如直接触及和看到一块又红又硬的平面。[24]出现在外在感知范畴中的“物质”或物性单位，也是在外在感知的每一行动中作为存在着的东西明证地给予的；至于“假设”，只能就其特性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或者，根据我们从科学的具体情况对其最终要素作出哪些确定来阐释。但这一假设本身并非“假说”。与此完全类似，在内在感知中，总有一个自我被给予，而且是自我的整体，在自我的背景上，此物或那物才显露出来。而且，自我的存在也是直接地明证的，其时并不需要什么“假设”、“推论”或一个“实体”的形而上学设定，等等。此外，也无须以回忆乃至再现为中介的多样意识因素的“合成”和“综合”。内在感知行动依权利和能力走向自我的每一体验；此行动包罗意识的所有级别和所有在时间上总是分离的生命瞬间；只有选择作为现时瞬间而事实上出现在该行动中的东西，才是由身体过程并在下一步通过心理因果而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