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民族、职业等方面，“社会自我”中的生活尺度自然大小不一，相距悬殊。比如，同德国人相比，法国人惯于更多地在“社会自我”中生活；而德国人在这方面又胜于俄国人。一般说来，“社会自我”中的生活通过高度的暗示性而获得一种病态的高涨；在个人对明星式人物的形象中，或在个人对医生的形象中，“社会自我”中的生活在神经症方面病态地高涨。所以，才有情感过程和行动对“旁观者”或某一旁观者的在场与不在场极度上升的依赖性；才有寻求引人注目的行为；才有为了适应社会和观者而放弃通过自作自受招致痛苦或快乐的自我保存倾向，其办法是：“我父亲才会干这事……他怎么不给我买手套!”为了“旁观者”的目的（这些目的本身富有价值）是放弃生命、健康、荣誉时大谈伦理的牺牲能力，而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牺牲”，这就是假象。因为这里并没有牺牲的前提，即看到自己的自我及其财富和价值。在真正的牺牲中，我觉得，根本没有下述特别的考虑：“如果别人看见我这样做，他会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想、怎么判断、怎么感觉”；在虚假的牺牲中，个人事先通过“观者”的眼睛从内外两方面看自己，从而，他自身所体验、感觉、判断、愿望的一切都只是一种结果，一种对个体提供给观者的臆想“形象”的反应。自己的生命在此变成他人形象中的体验的依附功能，并随他人形象的内容而发生变化。比如，某个人如果被他人羡慕，便感觉到自身有一种价值，如果看见别人可怜他，便感觉到一种痛苦等。为了让人同情他，或者为了使观者感到气愤或心中抱屈，个人也会寻求痛苦。
就“陷入自己的异己形象”这一现象而言，行为究竟是遵循还是对抗他人意向、目的、意图的方向，并无关紧要。这取决于个人的伦理品质，而伦理品质则是不依赖于病态干扰的。但人们也能经常观察到，凡在他人意向方向上产生的感觉、意愿和行为的现象（比如自己的欢乐、痛苦首先基于从他人身上感觉到的欢乐、从他人身上感觉到的痛苦而获得其倾向，而不是相反），都很容易强化这类举止并最终成为仇恨。具体地说，起先指向自己对他人情态的奴隶般的依附性、指向他人情态的变化的痛苦和仇恨，这时悄悄地转向客体、转向“他人”身上。某些神经病患者之所以常常出现颇为典型的爱恨变换，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我们在认识一个人时所能运用的方法可以迥然不同。在一种场合下，他的“品格”对我们而言只是X，我们从这X中去解释、理解他的种种行为、言语、表情动作；我们从外部着手，进行归纳；然后我们必须有所准备，我们的X的假设会随同每一日益明显的新的行为、言语、表情动作而变化，如果这些行为、言语、表情动作借助于X假设无法弄明白的话。这时，他的“品格”对我们而言只是其行为、活动的所有持久“气质”的总和。这样，我们就能在差异心理学（diedifferenziellePsychologie）中考查个别的智力、意志力、感觉力以及记忆功能的类型、范围、敏锐性等——只是同时要注意使上述方法变得更谨慎。不过，即使遵循这一方法去认识一个人出现理想的结果，我们也从未获得一个总体形象——假若获得了，我们便将一目了然（根据我们对个体的直观认识并以之进行比较）：只是这一个人而非别人才符合这一形象；——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恐怕总是意识到，其他人也能够代替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