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勒的学术思想历程被史家分为三个阶段。起初（1899—1911），舍勒关注的是伦理、逻辑与心理的关系，这一问题意识明显受当时在学界占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义派的支配。然而，当舍勒接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社会理论，便果断抛弃新康德主义，彻底否定自己已有的研究思路。[6]在随后的短短八年时间中（1911—1919），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舍勒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神学乃至政治学诸论域纵横捭阖，论著迭出，被称为“现象学的施魔者”。[7]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1919—1928），舍勒致力于开拓自己的学术创构：在哲学领域提出了“哲学人类学”构想，力图整合心理学、生理学等新兴实验学科的知识成果；在社会理论领域开辟了“知识社会学”方向，力图化解历史主义的巨大挑战。舍勒思想的确堪称现代思想的“聚盆”，其中聚集的思想品主要有：费希特、欧肯和俄国思想家索洛维耶夫（）的唯心论道德哲学，洪堡的文化—政治哲学，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历史—社会理论。[8]不过，舍勒仍然有自己的思想立足点，这就是经帕斯卡尔上溯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心学传统。可以想见，舍勒曾试图据此整合现代西方思想的各条路径——由于不幸盛年早逝，舍勒最终没有让后人看到他最为成熟的思想成果。尽管如此，德语学界认定，舍勒思想的力度堪与帕斯卡尔、克尔恺郭尔、尼采一类思想大家相提并论。[9]
早在20世纪20年代，舍勒著述就在德语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哲学家海德格尔、哈特曼（）、盖伦（）、普勒斯纳（），社会理论家曼海姆（）、舒茨（），天主教神学家D.vonHildebrand、斯太茵（）、皮茨瓦拉（）、伍斯特（）、弗里斯（），新教神学家朋霍费尔、蒂利希等各路学术思想家，都承认受到舍勒思想的影响或激发。[10]大半个世纪以来，舍勒思想一直是西方学界的专著、论文和博士论文感兴趣的研究主题，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从各种角度讨论其思想的方方面面。在英、美、法、意、西班牙、波兰、俄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学界，舍勒要著都有译本，德国因此成立了“国际舍勒研究协会”。[11]
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舍勒遗孀玛利亚（MariaScheler）在舍勒逝后不久即着手编辑《舍勒全集》（由海德格尔主持）。由于舍勒留下的未竟之作多为手稿，识读和整理工作进展缓慢。1968年玛利亚去世后，芝加哥大学舍勒研究所所长弗林斯（）教授接手主编，最后编成全集十五卷。舍勒思想既纵横捭阖又不乏细腻的精辟之处，其首要关注乃现代性的心性气质及其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谁如果对这样的时代大问题具有自觉的学术抱负，阅读舍勒著述仍然是再好不过的思考训练。舍勒著述论域宽广，阅读舍勒也有助于我们避免在学术专业分工日益制度化的时代成为一个学术技工。因此，与海德格尔著述一样，舍勒著述迄今仍是青年学人学习如何思考哲学问题的范本。
文选分七个专题选辑舍勒论著，各专题分卷单行，旨在突显舍勒学述的多维重点。舍勒文风既艰深又恣肆，精细、缜密的现象学分析，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心理学、生理学、自然科学的知识运用，与先知般的宗教**掺和在一起，汉译殊为艰难。文选的选编和翻译成于15年前，这次重印作了若干校订，谨此对各位译者的辛劳再次深表谢意。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1] 舍勒生平参见江日新：《马克斯·谢勒》，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1～30页；弗林斯（）：《舍勒思想评传》，王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