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现象学哲学便彻底地区别于至此为止唯理论的大多数形式，这种唯理论将某些概念、公式，甚至科学作为其操作方式的基础，无论其目的是在于演绎地获得其“前提”，还是在于使“其结论达到一种无矛盾的联系”。对科学及其对象的澄清——当然，这也是现象学哲学的一个主要动机；同样还有对艺术、宗教、伦理的澄清；但如果将科学或它的某个定律前设为有效的，那么这就不再是对其本质的澄清，前是对其本质的模糊了。除此之外，这还意味着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婢女，这个错误与人们合理地指责经院哲学所犯的那个错误是相同的，尽管这里所涉及的不是神学；而是数学的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科学主义）。对此，这样一个“法庭”对个别科学来说已经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这些个别科学有权要求自己来确定其前提，但这种确定必定也会在这些科学的不断发展变化中随时改变自身。
但在现象学的彻底经验论与各种类型的唯理论之间仅只存在着一个最窄小的鸿沟，这个鸿沟在于，现象学哲学拒绝将批判标准的问题设定为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作出这种设定的哲学合理地自称为“批判主义”。与此相反，现象学深信，先行于所有就一个领域而言——就真正的还是虚假的科学、真实的还是虚妄的宗教、真正的还是无价值的艺术这样一类问题而言，甚至就是这样一些问题而言：“一个被意指者的现实的批判标准何在？一个判断的真理的批判标准何在？”——之批判标准问题的，是对有关事实的内涵和意义的深入体会。关于批判标准的问题，如一幅画是否为真正的艺术作品，现有的宗教是否是以及它们中间哪些是“真正的”，这些问题总是由一些门外汉首先提出来的，他们与艺术作品、与宗教、在科学中与事实领域没有直接的接触。谁不曾在实事领域中付出过劳作，谁就会首先提出这个实事领域的批判标准问题（施通普夫）。
批判标准问题是一个永恒的“他人”的问题，这个“他人”不愿在对事实的体验、研究中发现这个为真和为假，或发现这些价值为好和为恶，而是超越出所有这一切之上——作为一个法官。但这样一种人不明白，所有批判标准都是从与实事本身的接触中才引导出来的；“这些”批判标准也必须如此引导出来。因此，现实—非现实、真—假这样一些对立以及其他的价值对立都需要通过现象学来澄清其“意义”。只存在着某种与“真”这个词意义相同的东西，它超越于那个仅属于定律领域的真—假对立之上：它就是一个被意指者在直接直观明证性中的“自身被给予性”。唯此才是斯宾诺莎用伟大而深刻的语词所谈论的那个真理：“真理是其对自身的并且是对错误的批判标准”，斯宾诺莎用它来检验其通过直观而获得的认识。它永远无法通过其他学说的批判标准而被获取；而自身被给予又不同于无可置疑、无可辩驳。对于定律领域和判断领域有效的对立真理是建立在这个“真理本身”之中。自身被给予性和明证性〔明察（Ein-sicht）〕因而是先行于真与假的认识理想。当然，批判标准类型的人会再提出问题：“自身被给予性的批判标准又何在？”他以心理主义的方式去寻找一种“明证感觉”或一种特殊的“体验”，一旦某物是明证的，它就会像一个小小的奇迹或一个信号一样一再地自动重现，——这当然是不存在的事情——或者他还会去寻找与判断相符合的规范。但“自身被给予性的批判标准”这样一个想法便已经是悖谬的了，因为只有在不是实事“本身”，而只是它的一个“信号”被给予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关于批判标准的问题才具有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