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心理学与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需要得到现象学的奠基。康德声称，每一个不是通过“理性规律”，而是通过一个质料而被规定的意愿，都因此而不是先验地被规定的，因为这个意愿在这种情况中是通过那个在意愿中成为实在的内容对我们感性感觉状况的反作用而受到规定的。康德的这一主张缺乏任何事实根据。
一个意愿越是强烈和有力，在那个在它之中被给予的——作为应被实现的而被给予的——价值和图像内容之中所发生的自身丧失（Sichverlieren）也就越多，以致恰恰在最强烈的意愿那里，这些内容为我们所意愿的状态却最少地被给予我们。正是在微弱的意愿那里，对内容的意愿本身才会更清晰地带着“努力”表现出来。在意愿的设想及其实现过程中的完全“丧失”，是冷静的行为人（Tatmenschen），例如从事大事业的人的特别姿态，英雄特征的最高形式。[9]但这个在这里仿佛是宏观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是在每一个有力的愿望行为中微观地展现出来的。这个愿望行为的特征始终在于，我们在它之中被拽出来，并超越出对反作用的想像，这个反作用是指对我们状况的反作用，尤其是对我们感性状况的反作用。因而我们在一项危险的工作中不会注意到，我们已经受害，或者不会注意到，疲劳感甚至疼痛正在对这项工作提出抗议。所有**的意愿，更不用说更高形式的意愿了，就已经将同时的或将要到来的感性感受状况完全排斥出被给予性之外。通过这些事实可以使人明了，在历史上最强力的意志人格那里，或者在特别有力的群体那里，以“自我”为出发点的意愿意识——遑论意愿对自我之反作用的意识——实际上发展得最少。他们或者将他们的意志作用体验为“仁慈”（例如行动有力的英国清教徒克伦威尔及其同党），或者觉得自己完全是上帝的工具（例如卡尔文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工具”），或者将他们的生命阶段看作是“命运”（例如行动有力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华伦斯坦和拿破仑）；或者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对“发展趋势”有所促进或有所引发（如俾斯麦）。“大人物”理论从来就不是从大人物那里，而始终是从观察他们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10]
各种首先被给予的质料并不是被意愿之物对感性的（甚至生命的或精神的）感受状况的可能反作用；因此，在同样的程度上，对有关内容的意愿与其说是一种期待或想象，不如说是一种妨碍或限制，有可能还是一种“搁置”，以致于这种内容或是成为单纯的愿望内容，或是根本不被追求。也就是说，感受状况对意愿质料的作用是一种本质上否定性的和选择性的作用。通过它而首先得到规定的，不是我们所意愿的那些东西，而是在起初意愿的内涵方面我们“不再”意愿的那些东西。[11]
因此，这恰恰是康德在通过快乐和不快的经验来规定意愿的所有质料时所预设的对真实事实状况之颠倒。甚至在“规律”观念规定着意愿时，这个“规律”也仍然是意愿的质料（至少是纯粹意愿的质料）——但不是作为纯粹意愿的规律来规定，即不是作为规定着意愿之进行的规律。这里所意愿的恰恰是“规律”的实现——作为意愿的可能质料之一。正因为如此，所有意愿都奠基于质料之中；然而它们仍然可以是先验的，只要它们存在于价值质性之中，意愿的图像内容要根据质的价值质性才能得到规定。意愿因此绝不受“感性感受状况”所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