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被给予的东西只能是那些不再是通过某种象征而被给予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被意指为对一个在先以某种方式被定义的符号的单纯“充实”。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哲学是一种对世界的持续去象征化。
自然世界观，但也包括，甚至更包括科学——尽管科学拒绝承认自然世界观的特殊内涵是其创立的“根据”，甚至声明将其从科学的前提中删除出去并且借助于其事物和力量来解释它的形成，但它同时又坚持自然观点的基本形式——，这两者从自身出发都永远无法导向自身被给予性。
在对自然的自然世界直观中，例如颜色和声音就从未作为其本身出现，可见的质性在直观中仅只表现为：对于区分和估价事物统一或过程统一，对于这些统一的“特性”，它们也具有再现功能。这些统一在这里是某种可用性的统一或实践的含义统一，例如，钟—起身。但这是与所有内涵，譬如与何物性“现实”，与“事物性”等相背离的。事物性作为本质并不显现在自然感知的事物中，反而会在被标识为此物和彼物的过程中被吞噬。与此完全相同，一个心灵波动在这里也只是如此地被给予，并且只是作为这样一种统一而从生命流中突现出来，由此而作为某种可能行为发生变化或与其他行为统一区分开来。所以，自然世界观充满了象征并且因此而充满了随之而来的被象征化之物的超越。
科学要摆脱在变动不居的物质方面的功利考虑，这种考虑主宰着自然直观内涵的整个划分，也主宰着自然语言及其含义统一，科学也要摆脱自然直观内涵的概念和事物统一的兴趣角度。而在自然科学这里则相反，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增强了对在其中还是被给予之物的象征化，例如颜色和声音对它来说完完全全就变成了符号，无论它是对在物理学中某个被当作光线之基础的基质的运动以及此基质在某些实体上的中断而言的符号，或是对在生理学中于视神经内发生的化学过程而言的符号，或是对在心理学中的所谓“感觉”而言的符号。而颜色本身并不包含在这些科学中，在自然世界观中，这个在绿树上的红只是在如此必要的程度上被给予，从而使人们所意指的樱桃得以暴露出来；与此相同，颜色在上述三门探讨它的科学中也只是在如此的程度上被关注，以便它能够单义地作为各种不同的运动、神经过程、感觉的符号而存在。但颜色本身——它的纯粹内涵——在科学面前则已成为一个单纯的X。人们总是说：这个红的颜色是一个与这个运动、这个神经过程、这个感觉相符合的X。但X不是自身被给予的。所以，红似乎收到了一张又一张的支票。只要我们还停留在科学之中，那么，尽管这些支票会无数次地被用来与其他向红开出的支票相兑换——但它们却永远不会被彻底兑现。
现在，现象学原则上是这样一种认识方式，它一步一步地回溯这个复杂的交易过程并且——最终——兑现所有的支票：在其最深刻的沉思中得到兑现的不仅是所有那些由科学开出的支票，而且还包括所有那些由一切文明化的混乱此在和生活及其象征对此在所开出的支票。只有当所有象征和半象征通过自身被给予性者而得到完全“充实”，其中也包括所有在自然世界观和科学中作为理解形式而起作用的东西（所有“范畴之物”），并且，当所有超越之物和仅被意指之物对一种体验和直观来说都成为“内在的”时，现象学才——在任何一个问题上——达到了它的目的地：在这里不存在任何超越和象征。所有在科学中还是形式的东西，在这里还会成为直观的质料。正如对待红的颜色一样，现象学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一个宗教对象或一个道德价值。
因而，使现象学得以成为一个统一之物的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实事领域，例如物理之物、观念对象、自然等，而仅仅是在所有可能实事领域中的自身被给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