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斯拒绝物质主义，推崇本质性的精神与直觉，以便纠正或治疗现代社会的片面发展，即（工具）理性至上论。他偏好不炫目的粗朴材料，而且是与早期工业化相关的低级材料，既不采用新材料（玻璃、不锈钢），也不采用机器手段，最多使用代表能量信息的电话、发报机、录像和电子设备。通过富于想象力的重新连接，他将之组合成令人耳目一新的静物装置，从而扩展了雕塑与装置作品的边界。例如在《泥土电话》（Erdtelefon，1968）17中，电话机和一块泥土（上面零星插着些稻草）并置在一起，现代人借助电话这一媒介，通过声音进行身体不在场的远程沟通，泥土则是人类在远古时期从事文字书写记录的材料，是古代人的信息储存和沟通手段，长长的电话线还意味着观者是位于电话或艺术品另一端的信息接收者，暂时处于不可见的隐匿状态。
博伊斯创作时采用的各种物件和材料大量保存于达姆施塔特市州立博物馆，这里专辟了多个房间作为博伊斯展区；自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该博物馆开始收集和展示这位艺术家的工作过程，包括未完成作品，艺术家本人也参与了展区的策划。在此可以看出，博伊斯的毕生创作是材料组合的实验室，而且是无休止的创造与探索过程。
话说回来，鞑靼人的毛毡油脂疗法具有神奇功效，博伊斯不仅很快恢复健康，而且重上疆场，效力于位于荷兰北部前线的空降部队，获得一等和二等铁十字勋章。他在战争中四次受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他待在英军战俘营，身体几近崩溃，经过近一年的治疗恢复才得以返乡。1947年，他开始就读于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19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却陷入极度抑郁，休养两年后才重新振作起来。
17 博伊斯，装置作品《泥土电话》，1968
自1941年起，博伊斯深受奥地利哲学家、人智学创立者鲁道夫·施泰纳（RudolfSteiner）的影响，施泰纳把国家分为精神、政治和经济这三个体系，所崇尚的理想国尊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经济领域的互助和精神领域的自由。博伊斯学习过动物学、植物学，关注动植物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平行关系，观察蜜蜂从植物花粉中提炼原汁、酿出蜂蜜的过程，从蜂群的组织形式读出分工合作、舍己为它的社会模式，视之为一笔可资借鉴的文化财富：“人实际上也是一群蜜蜂、一树蜂巢。”博伊斯还强调动物的脆弱生命和神秘灵性，在作品中频频表现的动物是蜜蜂、鹿、羊、天鹅和兔子。鹿在他的作品中几乎都濒临死亡，比如装置作品《鹿》（Hirsch，1959）由几块粗加工的木块组成，木块上搭着熨衣板，看上去像是飞机造型，熨衣板匍匐在地，不再处于奔跑状态，这暗示着鹿的悲惨际遇。该作品属于关于鹿的纪念碑系列，悼念已遭戕杀和灭绝的动物。
18 博伊斯，艺术行动《如何给死兔子解释艺术》，1965
动物的灵性与能量还与人的创造力紧密相关，博伊斯在一次艺术行动中做兔子状在房间里跑来跑去。1965年，他在杜塞尔多夫施梅拉画廊举办首次素描与水彩画个展，却在此表演了艺术行动《如何给死兔子解释艺术》（WiemandemtotenHasendieBildererkl?rt）18。他坐在靠近画廊门边的椅子上，头上淋了一层蜂蜜，蜂蜜外贴了价值200马克的金箔，左右鞋底分别贴着毛毡和铁皮；他怀抱一只死兔子，姿势犹如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圣母悲子》，凝视着它，接着站起身，抱着兔子穿过画廊，把它举到挂在墙上的画作前，对其喃喃自语，像是在给兔子讲解艺术；他还时不时地横穿画廊中央，越过横卧于地的一株干枯杉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