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总结是在成人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归纳总结，体现成人教育的实践特色，感性而零散，缺乏应有的理性与系统。在成人教育学方法论的架构上，经验总结占据部分比重，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经验化的倾向明显。理论源于实践经验，但从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还需要抽象与加工的过程。用经验总结代替理论研究，往往导致理论的粗糙与感性，忽略成人教育学理论的理性总结与系统规范，不利于成人教育学专业话语的形成与发展。我国的成人教育学理论研究中经验总结倾向明显，单纯将有关成人教育的各种经验加以总结而汇集成理论，缺乏细致的归纳分析、科学的研究探讨、高深的理论升华。这种对成人教育经验进行“粗加工”得来的成人教育理论成果，无疑是“粗理论”,难以上升到成人教育学该有的理论高度，更不能成为成人教育学的专业话语。方法论要有利于丰富成人教育学的理论体系，要真正服务于“使人成人”的理性价值。成人教育学不能成为传统教育学知识体系的粗糙延伸，更不能成为具体成人教育实践形式的简单介绍。这些成人教育学著作中所表达的农村成人教育、休闲教育、自学考试、远程教育，基本上是成人教育形式的简单归纳和类型说明；用一般性研究代替学科性研究，以为只要将成功的经验照搬回来就会大功告成；存在整章地介绍各种各样的形式，缺少了理论建设和提升。成人教育学研究应该从经验总结出发，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再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回归实践问题，反馈实践经验；从宏观角度深入微观层次，推动成人教育研究向更高水平层次发展；使成人教育学科理论体系跟其他社会学科，特别是与教育学廓清界限。
政策诠释是指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理论研究的混淆，这种倾向忽视了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理论研究的区别，过分依靠对政策的研究来取代对理论的探求。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作为教育研究关注的两个命题，两者有显著区别：教育理论属于学术话语，教育政策属于政治话语。因此，必须将两者区分开来，政策诠释不能取代理论探求。我国的成人教育学著作中明显体现出单纯幼稚的政策诠释倾向，靠解读“新型城镇化”“小康”“民生”等众多政策词汇来取代成人教育学理论研究。这种成人教育理论政策化的倾向，导致我国成人教育学的政治文化侵入色彩明显，势必偏离理论的学术精神，以政策口号来取代理论研究，导致理论的政策化，不利于我国成人教育学理论的深入探索，不利于我国成人教育学专业话语的形成和发展。
这些成人教育学理论研究取向尽管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都会对我国的成人教育学研究产生危害。缺乏深刻性的理论演绎使我国成人教育学难以达到专业独特性的高度，浮泛的经验总结阻碍了系统、细致的理论研究的进展，单纯幼稚的政策诠释将我国成人教育学理论研究方法引向了歧途。其共性之处在于忽视了成人教育学的独特性，忽视了“成人性”“成长性”,从而忽视了成人教育学研究本该有的高度和价值使命，不利于我国成人教育学学术合法性的提升，阻碍我国成人教育学理论研究的进展。美国成人教育家达肯沃尔德和梅里安认为：“教育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对构成实践基础的假说进行系统的考察，人们如何去分析和解释成人教育的实践，这取决于人们的哲学观点。”①以上的研究视角让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疆域更加广阔。如果我们能够站得更高，并对于这些具体的成人教育实践所产生的理论进行再提升和再概括，那么将有助于建构更具价值引领的成人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成人教育学理论研究亟待整体的、系统的、科学的规划和重建，而不能成为社会学的截面和局部扫描。
中国成人教育学的“中国性”作为“教育文化”的概念，尚未能做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本土与西方相适应，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国成人教育学的“中国性”的“应然”标准不突出，中国本土成分“被输入”。价值理性的模糊、“元模型”的偏离、方法论的旁落，这些在中国成人教育学本土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与偏差，必须加以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是中国成人教育学运行的“动力”机制，但本土“实践”缺少本土生长的“理论”的有力支撑，本土“理论”的生成也缺乏本土“实践”给予的养料，本土“理论”与本土“实践”相脱离。本土化的成人教育学理论应为中国成人教育实践服务，我们应构建中国式的话语体系，解决中国成人教育的实际问题；构建中国自己的成人教育学派，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理论；扎根本民族文化土壤，放眼世界成人教育背景。剖析中国成人教育学本土化的实质所在，发掘中国成人教育学本土化问题的根源之基，促进中国成人教育学本土化的健康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