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是历史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和自然科学一样，迎来了百花齐放的灿烂之春。一系列新兴学科如雨后春笋，特殊教育学也得以发展。“而且，在今天，无论是就不同的学科来看，还是就同一学科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表现形态来看，学科的内在凝聚力和灵活性都有程度上的不同。”[11]说到底，这是由人文社会学科所具有的民族性、区域性和人文性特点所决定的，即它总要以服务于一定的社会实践为宗旨。为此，特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势必具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特征。
新时期，特殊教育学学科发展面临新的机遇。诚如福柯所言，学科的构建过程也是政府意志介入的过程，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引导着学科往实用的政策方向发展。党的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特殊教育，特殊教育政策不断细化与发展，特殊教育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投入逐渐增加，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强化和细化。及时总结新中国特殊教育学学科诸要素的发展与进步，有利于特殊教育学理论的不断深化。
总而言之，特殊教育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诞生，是既具有学科发展所需的内在动力，也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在获得必要的权力支持后合理地构建起来的。鉴于学科要素一般由研究队伍、大学课程设置、学术组织、学术期刊及学术著作构成，本书对新中国特殊教育学的学科要素分述如下。
（一）特殊教育学学人的学术共同体形成并得到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的签署，特殊教育逐渐成为新中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殊教育学校一直是我国实施特殊教育的主要形式。在新中国特殊教育学的初步探索期，由于国家政策文本当时只涉及盲学生、聋学生，因此特殊教育学学人最初的探索主要针对视力障碍和听力障碍，致力于新中国盲童、聋童的教育研究与实验，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初步尝试探究智障儿童的教育。培智班、培智学校应运而生。但是，此时特殊教育学学人更多地从事特殊教育实践探索，也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彰显了特殊教育学学人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只是此时的特殊教育学学人分散于全国各地，没有形成具有学术组织和定期开展学术活动的稳定的学术共同体。鉴于特殊教育学学人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国家对特殊教育学制的认识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强调特殊教育的特殊性，建立隔离式的教育形式，学制与普通教育不衔接，文化教育与劳动及职业教育同时实施。与此同时，特殊教育在形式方面呈现出多种探索，不仅存在大量公办的特殊教育，而且民办特殊教育也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职业教育。伴随20世纪60年代培智班的建立，聋生、盲生到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情况也出现了。这样，最初的融合教育探索也产生了。
改革开放后，伴随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特殊教育学学人的队伍不断壮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我国教育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公平性等属性得以确立。中央政府关心、支持特殊教育，催生了一批特殊教育学专业。高等院校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纷纷设置特殊教育学系科，还设置了独立建制的高等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促使从事特殊教育专业教育教学及科学研究的人员队伍不断壮大。
（二）大学设置特殊教育学专业并开展授课
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同样离不开环境的支持，以特殊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教育学同样得益于有利的高等教育条件。在大学设置课程是学科地位得以确立的要素。我国特殊教育学学科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与发展历经如下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