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没有条件开办专门训练特殊教育师资的师范学校”[21]，这意味着我国无法为盲聋哑学校配置特殊教育专业的新教师。为缓解师资需求矛盾，提升特殊学校教师素质水平，以应对整个特殊教育领域内的教育教学改革，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教育部开始尝试通过举办短期培训班或将特殊学校教师纳入普通学校教师职后培训的方式促进盲聋哑学校教师的培训与进修。
（一）以短期培训班形式实施骨干教师培训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教育部、内务部等部门开始组织一些盲聋哑学校骨干教师的专门培训。在地方层面，少数地区为发展特殊教育，也自发开展了少量对盲聋哑学校骨干教师进行培训的尝试与实践。
1.教育部等中央行政部门举办的短期培训班
开办比较早的是盲童学校的师资培训。1955年，隶属内务部的中国第一个残疾人福利组织——中国盲人福利会开办了全国盲人训练班。训练班设师资（文化）、按摩、音乐、普通工艺、农艺五个班。其中，盲训班的师资班学制2年，受训的盲校校长和教师一律回原单位工作。1959年7月，中国盲人福利会与教育部又在北京联合举办盲童学校体育教师训练班，为各地培训盲童学校体育教师40名。培训时间1个月。主要学习内容为田径、体操、游戏的一般理论、基本技术、教学方法和盲童教法特点等。
1959年12月，为适应聋哑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部、内务部决定成立聋哑教育师资讲习所，逐批培养聋哑学校的师资。1959年，聋哑教育师资讲习所正式招收学员，每期80人，第一期暂定学习期限为6个月，招收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年教龄以上和有一定教学经验的聋哑学校教师（健全人）。学业结束后，回原选送单位工作。
2.地方行政部门举办的短期培训班
除了国家层面举办的一些师资培训班之外，有些地方的教育局、民政局等部门也自行举办短期培训班，以满足本地区特殊学校发展对师资的需求。
1959年，上海市成立了聋哑教育师资短期训练班。它的任务是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代各省市训练聋哑学校师资。训练班第一期开一班，学额50人，由教育部调配给各省市保荐师范毕业班学生或小学优秀教师入学，训练期满后仍回原保送单位工作。第一期学习时间5个月。训练班的课程包括政治、聋哑儿童生理心理卫生、教材教法、指语、国画、体育等，并有专题报告。教学方式采用上课、经验介绍、讨论、参观、见习试教等相间进行。1959年至1961年，山东省盲人聋哑人协会协助省民政厅和省教育厅在青岛市盲哑学校开办了6期盲人、聋哑人教师培训班，共培训了280多名教师。1960年，广东省教育厅开办了第一期盲童学校师资训练班。学员名额14名，学习时间5个月，学员毕业后回原选送单位担任盲童学校教育工作。同年，广东省教育厅又举办了第三期聋哑师资训练班，训练班附设在广州市聋哑学校内，招收学员25人，学习时间5个月。[22]
此外，沈阳、武汉、绥化、西安等地都通过设立这种短训班来培养盲聋哑学校的师资。训练班有的由教育部委托当地教育局代办，有的由各省教育厅或市民政局主办。训练班一般都附设在各地的盲聋哑学校内，训练期限为3个月到6个月。学习内容有政治、盲聋哑儿童生理心理卫生、聋人指语及手势语、盲文以及其他与盲聋哑教育有关的特殊课程，如聋哑教育原理原则、盲聋哑教育简史等。训练班的学员都由各省教育厅或市民政局调配。大部分是师范毕业生及小学优秀教师，也有一部分在职干部。[23]
（二）将特殊学校教师的职后进修纳入普通学校教师职后培训
由于特殊学校教师短期培训班仅面向少量骨干教师，多数特殊学校教师得不到进修与培训机会，因此教育部在实施骨干教师培训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将大量盲聋哑学校教师并入普通学校教师职后培训体系，以此作为特殊教育教师进行培训进修的补充举措。
1957年，《教育部关于办好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的几点指示》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重视组织教师的业余进修工作，把现有不及中等师范水平的教师逐步提高到中等师范水平。盲人教师的业余进修可以和普通学校的健全教师一同组织进行。聋哑学校的业余进修可以组织教师参加函授学校学习。对于个别不称职、不能继续担任教学工作的教师，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采取负责的态度，妥善地帮助他们转业，或者让他们退休。1958年，教育部在《关于在盲童学校和聋哑学校教学拼音字母的通知》中指出：“各地在组织普通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教师学习时，应注意吸收盲童学校和聋哑学校的教师参加。”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1951年，新中国首次派375名学子分两批奔赴苏联，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序幕。按照国家的发展计划，除了国内培养人才之外，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怀揣学成报国的梦想奔赴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成立后，国民教育体系中有了特殊教育。盲聋哑教育处计划派遣两人出国学习特殊教育，回国后培训教师。1956年，国家公派朴永馨、银春铭两人至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习特殊教育学。当时苏联的特殊教育叫“缺陷学”，因而分给他们学习的专业也叫“缺陷学”。1961年7月，朴永馨、银春铭从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特殊教育系毕业，随之回国，投身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其中，朴永馨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二聋哑学校，银春铭被分配到了上海市第二聋人学校。[24]在当时国家百废俱兴、各行各业专业人员稀缺的背景下，特殊教育能有两个出国留学名额，殊为可贵。新中国至此真正有了出国留学学习特殊教育的专业人员。他们的经历与经验对改革开放之后特殊教育的发展也产生着直接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